雕版印刷的发明及其传播
　　壹. 前言
　　雕板印刷是中国固有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与文化的传播产生巨大的影响。雕板印术如何产生？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启示？本文将先探讨雕板印刷的产生背景,次论雕板印刷的发明时期,最后再说明雕板印刷的传播情形。
　　贰. 雕版印刷产生的背景
　　一. 印章的经验
　　印刷术发明之前,印章在我国古代已有长久的使用经验,《后汉书》卷19:“论曰: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明。”,杜佑《通典》(63):“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所好也。”,是以三代时已有印章。然而三代时印章使用的情形如何？对雕版印刷有何启发？皆因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不多而难有更深入的了解,只有周代的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较多而得以知其情形。
　　根据文献的记载,印章在周朝时已颇普遍,秦汉时应用更广。汉代的印章,无论官私印,以阴文为主。魏晋以后,多用阳文。古代印章,在纸张发明以前,多印在泥土上,被称为封泥,也有印于布帛等当时书写的工具上。阳文印于封泥,则成凹字。阴文印于封泥,则成凸字。无论凹字或凸字,印章上的文字都是反文,印出来才是正文。西元105年,蔡伦发明了造纸,南北朝时封泥与简牍废而不用,一切文书全改用纸,始用红色印泥在纸上盖用朱印。
　　就印章的雕刻及盖印的效果而言,印章上的文字,不论是铸的或是刻凿的,都是反文,印出来才是正文。汉代以反字阴文印于封泥,呈正文凸字,而封泥上的凸字较凹字清楚,因此汉印以阴文为主。南北朝时封泥废而不用,改用红色印泥,反字阳文印,用红色印泥印于白纸上,则呈正文红字,又称朱文。反字阴文印,用红色印泥印于白纸上,则呈正文白字,又称白文。朱文比白文醒目且美观,是六朝官印用阳文的原因。而使用红色印泥印阳文于白纸上,得到白地红字,似乎是由印章到雕版印刷的逻辑进步程序。
　　从以上的叙述而言,可以说印章是雕版印刷的缩小,雕版印刷是印章的扩大。如将反字阳文印涂以黑墨,以代红色印泥,仍印于白纸上,呈现白地正文黑字,即为缩小的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本是在平面木板上,雕成反字阳文印,涂以黑墨,铺白纸于雕版,稍施压力,便成印刷品,所以反字阳文印对雕版印刷的启发,是直接且自然的。
　　造纸与印刷的关系甚大,没有纸张便不能有印刷。东汉时发明了造纸,南北朝时纸已盛行全国。藉由前人使用印章的经验和纸张盛行的客观环境,再加上文化发展所带来的需求,到了唐代便有了雕版印刷的发明。
　　二. 摹拓的经验
　　摹拓乃将石刻或木刻及铜器、陶器、砖瓦之有阴阳文字或花纹者,以墨拓之纸上,用以得到复制品,为中国所发明的特别技术,以摹拓石刻(拓碑)为最普遍。拓碑时先将白色薄纸一张铺于碑文或花纹上,以毛刷或软拍稍加压力于纸面,使之进入所有碑之凹陷部分,再以墨拍轻轻在纸的凸出部分擦过,最后将薄纸由碑面剥下。碑文普通为正字阴文,碑的拓片则呈黑地白字,拓片的文字方向与原碑文的文字方向相同。拓碑开始的时期,应在纸的发明及其使用以后。
　　中国石刻文字现在存世最古者为石鼓文。儒家经书,自汉以来屡有石刻。北齐时,佛经刻石风气颇盛。唐宋以来,老子道德经均有石刻。拓碑始于何时？据文献推断,西元五世纪时或早,中国已知石碑摹拓方法。魏晋时墨已进步而有墨丸,以漆烟和松烟为之;南北朝纸的应用已普偏全国,所以墨拓石碑在此时发展。唐初,摹拓大为盛行,《格致镜原》引何子楚〈兰亭〉跋语:“唐太宗诏供奉临〈兰亭〉序,惟欧阳询自拓之本夺真,勒石留之禁中,他本付之于外,一时贵尚争相打拓。”,不仅拓石刻,也有以木刻代石刻者,又用以拓木刻。
　　摹拓的普遍应用,早在雕板印刷发明以前。摹拓对于雕板印刷的发明有无影响？卡特以为印刷是由摹拓发展而来。穆尔(A.C.Moule)认为摹拓与印刷两种方法根本不同,摹拓对于印刷的影响,似属夸大之词。伯希和遗著则认为中国的摹拓与印刷有关。
　　摹拓与印刷的关系,可从摹拓的技术与结果来看。石碑所刻之文为正字阴文(凹入),以纸墨摹拓碑文,即得黑地白字的拓片。此与反字阳文雕板印刷得到白地黑字,在方法上自然不同。但石碑既可代以木刻,而雕板则纯属木刻;其不同之点,不过印刷为阳文,摹拓为阴文。假如将替代石碑之木刻缩小,而能得到白地黑字,那就是雕板印刷。因此,可以说摹拓为雕板印刷的间接启发,反面的启发。普通一般碑文及石刻,均为正字阴文(凹入),然六朝时碑额有用阳文者,墓阙有用反字者。极可注意,便是萧景墓阙之正书反刻,及萧顺之墓阙之反书。如将萧顺之墓阙之反书,墨印于纸上呈正书,与印刷品相同。所以此类墓阙的反文,对于雕板印刷,则是直接的启发,正面的启发。
　　摹拓大概开始于500以前的南北朝。碑文殆全为正字阴文,但南北朝时亦有反字墓阙,且后来亦有用木刻代石刻者。摹拓得到黑地白字,印刷则得到白地黑字。摹拓的方法,虽与印刷不同,然其结果,不过摹拓为阴文,印刷为阳文。摹拓对于印刷的启发,是间接。然而六朝的反文墓阙,对于印刷的启发,是直接的。此种直接与间接的启发,对于雕板印刷的发明,均有影响。
　　参. 雕版印刷的发明时期
　　雕板印刷发明于何时,众说纷纭。有从文献的角度探讨,有从出土实物来推论,以下将就各家说法,摘录如下:
　　一. 汉朝论
　　主张雕版印刷始于汉代者,为清郑机。《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卷12:“汉刊章,捕张俭等。《集览》:‘刊章,印行之文,如今板榜’。是印板不始于五代”。元代王幼学《纲目集览》卷12解释“刊章”两字,以为“印行之文,如今板榜”就是通缉犯人的布告。因为布告要张贴各地,印刷自然比书写方便。然而此事发生在桓帝延熹八年,比《熹平石经》还早十年,离蔡伦发明用植物纤维造纸只有60年。当时纸已渐渐通行,是否即采用纸张来印刷布告,还是问题,加上对后世并未发生影响,单凭元朝人间接的解释,难以使人信服。
　　二. 东晋咸和论
　　19世纪末法国人拉古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根据《蜀志》及《后周书》,主张晋成帝咸和时(326-334)成都即有雕板印书之举;但是此二书并没有如此记载。或以为模拓碑板,误为印书。
　　三. 六朝论
　　日本学者岛田翰据《颜氏家训》:“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谓“书本”乃对“墨板”而言,认为北齐时已知雕板。又引《玉烛宝典》引《字训》解瀹字曰:“其字或草下,或水旁,或火旁,皆依书本。”以证隋以前有墨板。俞樾则驳斥此说,认为“如果颜氏果以书本对刻本而言,则当时刻本已遍天下矣,何至唐时犹不多见也？书本乃写本耳。古书本无不同,而传写各异;故云:江南书本,对河北书本而言,非对刻本而言”。叶德辉《书林清话》谓:“岛田翰仅援据诸书称本之词,便认为北齐有刻板之证,实为大误”,更说“若以诸书称本定为墨板之证,则刘向《别传》:‘校讎者一人持本。’后汉章帝赐黄香《淮南子》、《孟子》各一本,亦得谓为墨板始于两汉乎？”。因此岛田翰的论点,不能作为北齐或隋以前有雕板印刷之证。
　　四. 隋朝论
　　(一) 文献记载
　　主张雕板源于隋朝者,首为明代的陆深。陆深首先引用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的一段记载:“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隋皇帝佛弟子姓名…….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这项记载,便是隋时已有雕板印刷的争辩焦点。陆深指出,“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这句话是指印书而言。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认同陆深的说法,而且直接了当的把“雕撰”改为“雕板”。清阮葵生(1727- 1789)也认为“雕撰”就是“印刻”。岛田翰(Shimada Kan)则间接转抄胡应麟的记载,不用“雕撰”,而用“雕板”。民国7年孙毓修在《中国雕板源流考》中,亦引用陆深的记载,但称“敕废像遗经,悉令雕造”,将“雕撰”改为“雕造”。因此,从陆深到孙毓修,都认为隋朝已有雕板印刷。
　　然而,要判定隋朝是否已有雕板,最重要者为“雕撰”二字的解释。从“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二句话来看,上句的“废像”与“遗经”是两个不同的名词,那下句的“雕”与“撰”,也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动词。照文句解释, “废像”应与“雕”有关系,而“遗经”则应与“撰”有关系。因此,从清初到民国时代,有许多中外学者赞成这种说法,例如,清王士祯的《居易录》,把“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解作“雕废像,撰遗经”;清袁栋的书隐《丛说》则改为“或谓:雕者乃像,撰者乃经”;1905年俞樾驳斥岛田翰的说法:“引开皇敕谓:隋时已有雕板,则恐不然。悉令‘雕板’二字,自是撰定之误。雕像撰经,乃是两事。若云:废像遗经,悉令雕板,废像岂可雕板乎？”。清末叶德辉《书林清话》:“‘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意谓:废像则重雕,遗经则重撰耳。”。1919年魏勒(A. Waley)解释为“雕废像,集遗经”,因此不以这句话作为六世纪已有雕板印刷的证据。卡特也说,开皇敕的话与印刷无关。民国17年,向达亦引袁栋书隐《丛说》的话,认为“雕者属像,撰者乃经”解释正确。伯希和在其遗著中,也同意叶德辉、魏勒的意见,认为开皇敕与中国的雕板印刷完全无关。
　　根据上述中外学者的研究结果,可以认定“废像遗经,悉令雕撰”应当解作“雕废像,撰遗经”,是记载隋朝恢复佛教的经像,与雕板印刷无关,不能作为隋朝已有印刷之证。
　　(二) 出土实物
　　1.《大隋求陀罗尼经》
　　孙毓修依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敦煌得到的佛经《大隋求陀罗尼经》,认为此佛经系隋朝印本。孙毓修在其《中国雕板源流考》中说到:“敦煌石室书录,《大隋求陀罗尼》本经,上面左有施主李和顺一行,右有王文诏雕板一行,宋太平兴国五年翻雕隋本。”(图1),因此,孙毓修以为“大隋”就是隋朝,所以是隋代已有雕板的证据。伯希和则指出这是孙毓修的错误,且“大隋”仅是“大随”的另一写法。此项佛经八世纪后半期始译成中文。
　　2.《国华》复印佛画
　　1925年7月国华(Kokka)第四一六号中插图,复印佛画两幅,出自敦煌。每幅中间绘一大佛,两旁各绘两小佛。每幅下端原注隋大业三年所绘(图2),该刊短文说明作者混沌生称:似系木刻活字所印。1952年桑原腾藏认为该件为复制,难于辨认,不相信是真的。邓嗣禹则认为此画字体如唐人写经,不类雕刻。伯希和也认为佛画下端的原注是写的,因此与印刷无关了。
　　3. 斯坦因发现的高昌告白
　　斯坦因于1906至1915年在中亚考古得到中文木简及纸的文件,其中被列为365号的一张不完整纸条,上有“家有恶狗行人慎之”字句,并注明:“延昌34年甲寅”(图3)。而延昌34年甲寅相当于隋开皇14年,因此马伯乐认为系印刷的告白,并且指出是已知最古的印刷品之一。而后秦德莱利用紫外光及红内光将告白纸条照相,用显微检察,并与大英博物馆所存最古印本《金刚经》及其它写本分别作比较研究,再征询其他专家意见,而后证明是马伯乐的错误,那张不完整的纸条,是写的。
　　图1 宋太平五年(西元980)李知顺施印《大随求陀罗尼经》
　　图2 国华第四一六号复印敦煌佛画中之一幅
　　图3 斯坦因发现的高昌告白
　　五. 初唐论
　　(一) 《弘简录》
　　明邵经邦所著的《弘简录》中提到唐太宗皇后长孙氏作《女则》一事的记载,成为雕板起源于初唐论者的证据。《弘简录》中提到:“(唐)太宗后长孙氏,洛阳人,….遂崩,年三十六,上为之恸。及官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采古妇人善事。论汉使外戚预政,马后不能力为检抑,乃戒其车马之侈;此谓舍本恤末,不足尚也。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长孙皇后崩于贞观十年,《女则》的梓行,应在贞观十年或稍后,则唐太宗时即西元七世纪上半期,中国已有雕板印刷。然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均未提及《女则》的梓行。胡适先生认为邵经邦记载的“令梓行之”,是明朝人看惯了刻板书,无意中说出的错话。
　　(二) 《史通》
　　唐刘知几《史通》卷12:“初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仍命学士分修事具于上,仍使秘书监魏征总知其务。凡有 论,征多预焉。始以贞观三年创造,至十八年方就。合五代纪传并目录凡252卷,书成不入史阁。唯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芬重预其事。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编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此段记载中,“刊勒始成”一句被视为初唐已有刊书的证据。胡适认为,“刊”作“删削”或“删改”解,“勒”作“编”字解,因此“刊”与“勒”虽然都有“镌刻”的古义,但“刊勒始成”的“刊勒”,显然用作“删削编纂”解,绝不关雕板印刷的事。此说似较难以说服,因此尚待其他的文献来做最后的证明。
　　(三) 《云仙散录》
　　后唐冯贽《云仙散录》:“僧园逸录曰: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驮无余。”其中“以回锋纸印普贤像”被视为初唐有雕印之始。然而此书,如作者所言“取家世所蓄积书,撮其异说”而编,因而多有学者疑其伪者。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冯贽者及其所蓄书皆子虚乌有”,宋张邦基也称系王铚(西元12世纪上半期人)所伪作,伯希和也认为此书是伪书,因此多数学者倾向此书为伪作。
　　六. 盛唐论
　　(一) 《莫高窟石室秘录》
　　《莫高窟石室秘录》为罗振玉记其所见所闻之书,其中提及所见《一切如来尊胜陀罗尼》之佛经,“无雕刻年月,共三十六行,每行字数不等,其字似唐初写经。又国师之国字上空一格,其为唐刻无疑。….此经字体似初唐而不空卒于代宗朝,则此为唐中叶刊本也。”因此罗振玉认为此经系唐刻。李书华则以为即无雕刻年月,似不能仅以字体似初唐,而不空卒于代宗朝,便断定其为唐中叶刊本。
　　(二) “开元杂报”
　　唐孙樵《孙樵集》〈读开元杂报〉:“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十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未知何等书,….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布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云。然尚以为前朝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诚不类数十幅,….是岁大中五年(851年)也。”
　　《开元杂报》乃当时条布于外的开元政事,是西元八世纪上半期唐朝的政府公报。一百多年以后,孙樵在长安仍得“日见条报朝廷事”,是唐朝的政府公报乃系日刊无疑。然而孙樵在〈读开元杂报〉全文,并未注明是写的还是印的。孙毓修在《中国雕板源流考》中提到:“近有江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叶,云是唐人雕本,叶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墨影漫漶,不甚可辨。”,吴光清对于此七叶所谓雕本开元杂报颇表怀疑。伯希和亦不相信。李书华以为孙樵原记载既未注明刊印,而此七叶又属“墨影漫漶,不甚可辨”,似无法辨认其为唐人雕本。
　　(三) 《旧唐书?褚 量传》
　　《旧唐书?褚 量传》:“玄宗即位, 量以内库旧,渐玫遗逸,奏请缮写刊校。”此项记载曾于西元1930年为中山久所引用,以为此处“刊校”为雕板之始。胡适则认为此处“刊校”,只是指写本的刊定校正,并非雕印之始。
　　七. 中晚唐论
　　持中晚唐论者,多引唐元稹所做《白氏长庆集》序中一段:“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上之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处处皆是。”元稹在“处处皆是”之下,又自加附注:“杨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此段附注之语,被认为当时已有雕板印刷之证。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夫已之曰缮写,又云模勒,模勒之为刊刻可知矣。”叶德辉《书林清话》以为元序自注为雕板始于唐之证。王国维《两浙古刊本序》:“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书鬻卖自非雕板不可,则唐之中叶吾浙已有刻板矣”。胡适《白话文学史》:“勒是雕刻,…..此为刻书之最早记载”。传斯年亦引此附注,证为江南刊书之始。向达《唐代刊书考》以为“模勒”可解作:“从原迹摹写 勒”。
　　从上述的讨论来看,讨论的重点,是在“模勒”二字究作何解？叶昌炽认为模勒即 勒,亦即“别书丹而双 其文以下石”。胡适则就汉魏碑文实例,证明模勒为“勒刻”也。李书华也相信“缮写模勒”或“作书模勒”,都是指先写了后雕刻印刷,因此认同西元800年时,中国早已有雕板印刷术。然而此说虽可由日本出土的百万塔《陀罗尼经》得到印证,但随后又在韩国发现现存最早的印本书《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八世纪上半期所印,因此此派说法已被推翻。
　　八. 五代论
　　过去传统说法,多以为刻书始于五代。如:
　　1. 宋王明清《辉尘余话?卷二》:“毋邱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
　　2. 元王桢说:“古时书皆写本,学者艰于传录,故人以藏书为贵。五代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锓梓之法,基本于此,因是天下书籍遂广。”
　　3. 明罗颀《物原》:“…..周宣王始刻文于石,五代和凝始以梨板刊书”
　　4. 明陆深《金台纪闻》:“后唐明宗长兴三年,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其议出于冯道,此刻书之始也。”
　　5. 清袁栋《隐丛说》卷14:“刻书创始于五代。陆文裕谓始于隋文帝开皇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或谓雕者乃像,撰者乃经也,非雕刻之始也”。又曰:“或云南唐和凝始行刻板纸印之法”。
　　上述说法有称起源于冯道、唐明宗、毋昭裔或和凝等,但依据前述对唐朝的论点,唐代雕板不但有文献可征,并且有实物留传,因此起源于五代的说法,不攻自破。
　　九. 北宋论
　　清李元复《常谈丛录》卷1:“…..世乃谓肇兴于宋,是其不然。予见镌板之工,每以宋欧、苏为创始,设位以祀之,则更无稽也”。此说法认为刻书始于北宋,甚为不值一驳。
　　十. 印度发明论
　　1.《南海寄归内法传》
　　唐义净撰,书中记载:“造泥制底(即泥制像Kaitya)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为聚以专里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销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南海寄归内法传》义净于武后天授三年(西元692年)寄回中国,叙述印度及南洋一带佛教实施的情形。所谓“造泥制底”,即以泥像制成佛像。所谓“拓模泥像”,即以泥置模中压成小佛像。至于“印绢纸”,乃是把佛像印于绢上或印于纸上。西元1925年藤田丰八(Fjuita Toyohashi)以为“印绢纸”是印度古佛像的印刷,因而认为佛像之印刷,并非始自中国,中国印刷乃由印度传去,在中国集大成。反对此说者为桑原隙藏(S.Kuwabara),不相信中国的印刷是传自印度,并指出:“印度古来曾有纺织品印花纹,不过此中并找不出印刷之佛像,而且一直到许久以后,在印度迄无所谓印刷之形迹,所以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之印刷传自印度”。
　　归纳以上各家各派的说法,究竟中国的雕板印刷何时发明？从上述的论证和出土的文物来看,个人认为似乎雕板印刷发明于盛唐之时较为可信。确切的说,应为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天宝之乱前。就时代背景而言,此时期国势兴盛,富足繁荣,可提供科技技术发明的条件。就出土的文物来看,唐咸通九年(西元868)王介刻印的《金刚经》(图4)(现藏大英博物馆),是一件技术相当成熟的印刷品,因而雕板印刷的发明,可以再往前推100年。而后日本出土的百万塔《陀罗尼经》,经考证为西元764至770年之印刷品,那么在这件印刷品之前,中国应当已有印刷术。随后,西元1966年在韩国发现世界现存最早的印本书《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图5),经考证推测为八世纪上半期所印。那么,从时代背景与出土文物来看,似乎可以推测雕板印刷是在盛唐时所发明。正确性如何？有待文献与实物的进一步验证。
　　图4 唐咸通九年(西元868年)刊本金刚经
　　图5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肆. 雕版印刷的传播与发展
　　一. 亚洲
　　(一) 韩国
　　中国雕板印刷何时传入韩国,目前尚无可靠的资料。据推测韩国刻书,大约起源于十世纪末。北宋初,韩国向中国请去三部印本藏经,显宗遗礼宾卿崔元信特备中布二千端,作为纸墨价资,求佛经一藏,宋真宗特许无价赠送。后来辽朝送给文宗、睿宗、义天和尚以及慧昭和尚买回的辽本大藏三部,前后不下六七部。至于高丽自己刻藏,则开始于显宗王询。当时契丹大举侵略高丽,显宗想藉佛力的神通,去退敌兵,因而有刻藏经的的动机。所以此次雕刻大藏,自显宗二年(1011年)历德宗、靖宗以至文宗(1082年),凡经七十一年始成。全藏六千卷,主要根据宋《开宝藏》及《契丹藏》。刻成以后,板藏符仁等,称为高丽之大宝。
　　1232年蒙古又从北方侵入高丽,符仁寺所藏的《大藏经》板,全部被烧掉。高宗王彻效法显宗,立愿重刻《大藏经》,从高宗24年(1237年)发愿,在避难的首都江华岛设立大藏都监,到高宗38年(1251年)刻成,历15年而功毕。十一世纪的高丽,不但刻成全部《大藏经》,也刻了很多儒书和医书。就刻儒书而言,成宗曾遗使向宋朝求得板本《九经》,靖宗八年(1042年)东京东留守崔颙等奉制新刊《两汉书》与《唐书》以进,并赐爵。三年以后秘书省进新刊《礼记正义》七十本,《毛诗正义》四十本,命各藏一本于御书阁,余赐文臣,是高丽最早之儒书刻本。就刻医书而言,文宗12年(1058年)忠州牧进新雕《黄帝八十一难》、《伤寒论》、《本草格要》、《张仲景五脏论》等九十九板,诏置秘阁。第二年别的地方官又进新雕《肘后方》七十三板。除此之外,还印行韩国人自己的著作,如《高丽史》、《三国史》及崔致远以下的各著名文学家诗文集、《东医宝鉴》等,可见韩国当时印书之盛。
　　(二) 日本
　　日本与中国的接触很早,受中国的影响很深。西元285年百济国王仁博士至日本,携有《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把中国儒家的经典正式传入日本,后来又由中韩两国传入佛教。六世纪末日本政府大兴佛法,建立寺庙,佛逐渐成为日本的国教。大化革新(646年)后,全国掀起了学习唐朝的热潮,多次派遣“遗唐使”、留学生及和尚到长安来学习,吸收唐朝文化。并带回很多文物,其中包含了唐朝的印本书籍,刺激了日本印刷的发展。
　　日本印刷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有起源于750、754-763、770、1172年等说法,其间出入甚大。然而根据目前所知最可信之日本第一部印本书,为宽治本成唯识论,其末有宽治二年模工僧观增刊记,称“兴福伽蓝学众诸德,为兴隆佛法,利乐有情,各加随分财力,课工人镂唯识论一部十卷模。….”宽治二年即1088年(宋哲宗元祐三年)比韩国刻书时代稍晚。这是于北宋初 然从中国携回印本《大藏经》,后来又有其他和尚携回宋本佛典,因此才刺激他们自己也刻起书来。
　　日本初期所刻几乎全部是佛经,多为和尚、尼姑以及善男信女,舍财刊板。他们和中国一样认为刻经印施是大功德,可以消灾延寿,普渡众生,超荐亡人,往生极乐。所以十二世纪后刻经事业接踵而起,有所谓“春日板”、“高野板”、“五山板”等名称。他们虽然刻了各宗各派的佛经以及禅僧语录、僧史、僧传等,但没有雕造过全藏。名僧铁眼禅师认为国家阙典得其师在日本创立黄檗宗的福建隐元禅师之助,于是发愿募捐,从宽文九年到天和元年(1669-1681年)翻刻明万历径山本方册大藏,称“黄檗板”,行款字样,完全是明板的覆制。从此明朝字在日本大为流行,后来遂成为中日两国共同的铅字印刷体。
　　日本宗教以佛教禅宗一派最盛,一般寺庙中的和尚除佛经语录外,尤喜“俗书”,因此外典翻刻渐多。日本刊刻第一部儒书,是在宝治元年(1247年)陋巷子据宋婺州本翻刻的《论语集注》十卷,后来沙门素庆“命工锓梓”《古文尚书孔氏传》,他以为和尚刊儒书,并非越俎代庖,只是见义勇为,这与宋朝寺院刊《韩苏集》是一样的。日本也重视中国医书,见到明朝熊宗立的《名方类证医书大全》,便于大永八年(1528年)刊行为《医书大全》,为日本刊行最早的医书。
　　日本早期所刻不论佛经、儒书、医书、韵书、课本、文学作品等,都是中国人的译著,完全为中文,而读法不同,所以有时刻上“训点”、“和点”或“倭点”。至元亨元年(1321年)初次出现了附有假名的《黑谷上人语灯录》,再过二十年有片假名的“梦中问答集”。不过,在十七世纪前,这类和语印板,究属少数。
　　中国和尚到日本宣扬佛法,不但鼓励他们刻佛书,给他们作序跋宣传,还在日本直接刻书,刊行自己的著作,而元明刻工到日本去的很多,有的单独刻书,有的集体刻书。十七世纪的日本虽盛行木活字,但直至明治维新以前,印书的主流仍是雕板。、
　　(三) 越南
　　越南与我国在历史文化上的关系,甚为亲密悠久。越南同韩国、日本一样,都喜爱中国书籍。他们的使节到北宋京城要求买各种书,也常用土产香料等物,换回书籍及药材。自从北宋政府出版儒家经典及大藏经,越南经常请求这些印刷品。越南史上第一次记载印刷品,乃是陈朝元丰年间(1251-1258年)木印的户口帖子。可木板印刷术在十三世纪中叶已被越南政府使用。
　　越南政府正式出版儒书,为黎朝太宗绍平二年(1435年)刊《四书大全》板。光顺、洪德(1460-1497年)是黎朝的黄金时代,当时因书板众多,故特于文庙(孔子庙)造库贮藏。龙德三年(1734年)又据“北板”(中国板)《五经》重刻,板成,命藏于国学,印刷颁行,令学者传授,禁买“北书”。主要目的是用越板来代替北板。又令阮儆、范谦益等分别刻四书、诸史、诗林、字汇诸本颁行。西山朝阮光缵景盛六年(1798年),诏颁北城(即河内)官刊五经、四书、诸史于全越,越人称为“西山板”。越南官刻书有国子监本、集贤院本、内阁本、史馆本。现存者多为旧阮朝所刻。
　　越南民间印本仿中国题某堂、某斋,或是某地某家藏板。所刻以经书及儿童读本、诗文集、家谱较多,兼及史、地、传记、小说等。其中除翻刻“北板”外,不少都是李、陈以后他们自己的写,间有妇女的作品。越南虽没有刻成全部《大藏经》,但民间零星刻的佛经却不少。其中较早者有黎庆德四年(1652年)刊伪山警策,最晚者为启定九年(1924年)刊本,而以嗣德、绍治刊本为最多。
　　二. 欧洲
　　欧洲人最初看到中国印刷品,便是元代的纸币。西元十三、十四世纪有许多欧洲旅行家来到中国,其中以义大利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3年)最为有名。这些来到中国的欧洲旅行家,对于元朝纸币的质料、形状大小、币值、文字、玺印、兑换流通等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通过这些旅行家,印刷术就介绍到欧洲了。自西元1481-1500年,欧洲新设立的印刷所,如雨后春笋,约达一百处,出版书籍最多,质量也好。
　　欧洲雕板印刷品现存最早者,为1423年圣克利斯道夫像(图6)。十五世纪中叶前后的雕板木书,多不著明代。印时先以一手沾墨于阳文木板字画,又以一手铺纸于其上,再用刷子来刷,无所谓压印机。所用之处为烟炱及胶水溶成,色近 黄,印刷时只印纸的一面。这些与中国雕板印书的方法,并无不同。所以戴文博(C. Davenport)说:“欧洲的雕板印书术大概是由中国传入的。”欧洲自中国传入印刷术之后,其内部不断发展,及至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使得科学在中世纪之后突飞猛进,并发生文艺复兴,随后带动欧洲科学文化的进步。
　　图6 欧洲现存最古的木板画1423年圣克利斯道夫像
　　伍. 结 语
　　中国从过去使用印章与摹拓的经验,而得到雕板印刷的启示。雕板印刷的发明时期,过去虽有多种说法,但雕板印刷发明于唐朝似乎已无疑义,唯确切的时间尚没有定论,因此有待文献与实物的进一步验证。然而雕板印刷的发明不仅对中国本身,也对世界各国文明带来重大的进步,则是有目共睹的。
　　参 考 书 目
　　一. 图书
　　1. 卡特著、胡志伟译。中国印刷术发明及其西传。台北市:台湾商务,民国69年。
　　2. 史梅岑。中国印刷发展史。台北市:台湾商务,民国55年。
　　3. 史梅岑。印刷概论。台北市:五洲,民国59年。
　　4. 李书华。中国印刷术起源。香港:新亚研究所,民国51年。
　　5. 吴哲夫。书的历史。台北市:行政院文建会,民国73年。
　　6. 屈万里、昌彼得著;潘美月增订。图书板本学要略。台北市:中国文化大学,民国75年。
　　7.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台北市:文史哲,民国77年。
　　8. 乔衍管、张锦郎编辑。图书印刷发展史论文集续编。台北市:文史哲,民国66年。
　　9. 学海出版社编。中国图书版本学论文选辑。台北市:学海,民国70年。
　　二. 期刊论文
　　1. 曹炯镇。“‘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之雕印时期考证”。书府7期(民国75年6月):页123-128。
　　2. 钱存训。“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和雕板略评”。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22卷2期(民国78年12月):页1-10。
　　3. 藤田丰八博士著、杨维新译。“中国印刷起源”。图书馆学季刊6卷2期(民国21年3月):页249-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