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名僧巨赞法师传略——仅以此文纪念巨赞法师逝世十三周年
　　朱 哲
　　巨赞法师是当代名僧。青年时代秘密参加党的地下活动，遭国民党通缉。出家后入支那内学院深造，后任教于重庆汉藏教理院、厦门闽南佛学院。抗战期间在湖南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于桂林创办《狮子吼》月刊，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历任广西佛教会、浙江佛教会秘书长，武林佛学院院长。新中国建国后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现代佛学》、《法音》主编等职。巨赞法师精研三藏，学贯中西，一生追求民主，拥护革命，热爱祖国，立志佛教改革。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献身佛教改革的精神，为海内外各界所推重。本文从多方面记述了巨赞法师爱国爱教的一生。
　　作者朱哲，1922年生，江苏省张家港人，前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图书室主任。
　　巨赞法师(1908—1984)，精研三藏，博通二乘，才高识远，解行相应。他不但精通佛典，对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和西方哲学及诗词歌赋，莫不广为涉猎。他一生坚持革命，追求进步，立志佛教改革，驰誉海内外。
　　法师原籍江苏江阴，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青少年时期就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于江阴师范学校毕业后，继人上海大夏大学，在校中结识田汉同志，秘密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回江阴任金童桥小学校长，以此作为掩护，负责东乡的组织宣传，积极开展地下工作，事泄，被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下令通缉，险遭逮捕。1931年，经太虚大师介绍，至杭州灵隐寺依却非老和尚披剃出家，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名巨赞。同年，在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
　　法师出家后，究心法义，遍览群经，对法相、唯识、天台教观、华严义理、四论、禅宗等致力尤多。淬励奋发，读经七千多卷；阐微抉奥，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读经笔记。旋应聘任教重庆汉藏教理院。1933年人支那内学院深造。
　　法师天姿高朗，敏慧过人，1936年即在《论学》杂志上发表了《评熊十力所著书》，熊教授看了法师的文章后，赞叹“是用心人语，非浮士口气。”意欲推荐法师去浙江大学教书。同年，法师在福建厦门出版的《佛教公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先自度论》。未几，又在该刊发表《为僧教育进一言》。这两篇论文非常精辟，弓I起了佛教界的重视，当时有不少人怀疑这是弘一法师写的。弘一法师见到这两篇文章后，备加赞扬，即集《华严经》句，亲笔写了一付对联：“开示众生见正道，犹如净眼观明珠”，并加了题记：“去岁万均法师(注；即巨法师笔名之一)著《先自度论》，友人坚执谓是余作，余心异之，而未及览其文，今岁法师复制《为僧教育进一言》，乃获披见，叹为希有，不胜忭跃。求诸当代，未有匹者。岂余暗识所可及耶?因呈拙书，以志景仰。丁丑三月，集华严经句，沙门演音”。巨法师收到后，对弘一法师的奖许，深表感谢。次年，法师写的《如是斋琐议，》一文，在北京出版的《微妙声》发表后，因论证精确，又受到各界好评，并引起了史学大家陈垣老先生的注意，多方打听是何人所作。
　　1937年：巨法师离开支那内学院，应聘到福建厦门闽南佛学院任教。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京沪弃守，厦门岌岌可危，法师满怀悲愤，匆匆离开厦门经香港去广东，途经韶关南华寺，一度曾依止虚云老和尚为记室，是年冬到达湖南。痛国运之衰微，哀民生之涂炭，恨鬼子之暴虐，法师在贫病交加的艰难旅途中，义愤所激，一路宣传抗日救国，斥责国民党消极抗日，致使大片国土沦丧。这些言论，为当时任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沈醉获悉，沈派人把法师抓了起来，责问法师；“你好大的胆子，作为一个出家人，不安分守己念经，却跑到这里来妖言惑众，到处胡说国民党不抗日，辱骂党国，蛊惑人心，你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巨法师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进行了反驳：“出家人不问政治，无党无派，但国土沦丧却是事实。如果贵党抗战，我偌大的中华何至于败在小小的日本鬼子之手；如果贵党抗战，我等出家人何至流离失所，逃到这里来。”法师义正词严的辩驳，使沈醉大发雷霆，冲上前去狠狠打了法师两记耳光，并破口大骂；如不是出家人，今天就枪毙了你。
　　法师路过宁乡寒铁生馀楼，翘首云天，狼烟滚滚，山河残碎，寇焰嚣张，伤时感事，无限悲悼，不觉引吭高歌：
　　为厌浮沉湖海梦，来傍僧舍结篷庐。
　　岳云千絮凝檐碧，沩水一泓映座舒。
　　楼外诸山无捷径，室中万卷间梵书。
　　回看车马纷驰迹，袖手高吟意豁如。
　　九洲沉陆滋蛇扣，绝爯刳肠亿万夫。
　　文物忍看沦敌手，江山默祝复康衢。
　　挥戈反日思良将，袒臂高呼待硕儒。
　　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
　　这首诗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法师对日寇的无比痛恨，洋溢着法师对祖国锦绣河山的无限眷恋，他是多么盼望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能同仇敌忾；共同来肩负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呼吁山林隐逸，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也能挺身而出，和大家并肩作战。
　　1938年，法师应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邀请，到达南岳后，一面在华严社讲学，一面在沩山佛学社兼课，并拟筹办华严大学。这时田汉、冯乃超、杜萱及日人鹿地亘等适游南岳，与巨法师逅邂相逢于上峰寺，田汉、杜萱是法师的老朋友，他乡遇故知，他们喜出望外，相互倾吐着别后的离情与忧国忧民的心事。旋由田汉引荐，巨法师见到了叶剑英同志(时任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务长)。未几，岳阳沦陷，人心惶惶，法师乃与知客演文(“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时，为十九路军团长，后以不满时政出家)密商：发动佛教徒，筹组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参加抗日。1939年4月23日，在南岳庙召开僧道全体大会，接着又举行各寺庙负责人会议，叶帅也来到祝圣寺与大家交谈，深表赞许，并表示为了团结更多的宗教人士参加这个爱国行动，建议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改名“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大家一致赞同。
　　5月7日中午，在南岳祝圣寺召开了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大会，墙壁上贴着许多标语，其中比较醒目的有“发扬佛陀大雄无畏的精神来救国”、“救国即是学佛，学佛必须救国”。到会的除各界来宾外，还有一百多个穿着黑衫裤的排列得很整齐的僧兵，在悠扬雄壮的军乐声中，主席报告了开会的意义，宣读了成立大会的宣言，宣布了“救难不忘修道，修道不忘救难”的主旨。同时规定了以下的几个任务；一、唤起全世界佛道同人，以正确的佛道的理论，来驳斥侵略战争的不合理，从实际行动上，策动国际佛道信徒的反侵略运动。二、充分运用佛道理论唤起敌军士兵的反省和同情，告诉他们佛祖道祖是爱护和平正义的，不要打中国人的，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兄弟，我们应当互相携手，共同打倒侵略的法西斯军阀，为国际的和平正义而奋斗。三、协助政府，扩大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实施。四、站在佛道同人的岗位上，从事一切救难工作(如宣传、救护、慰劳及其它战时服务)。
　　接着在热烈的掌声中，叶剑英同志发表演说：“……在目前，不问是任何阶级和党派，都要团结一致把当前的敌人一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现在你们佛道的同志，也英勇果敢的参加到我们抗日的战线上来了，这是为什么?不也，正是证实着敌人是不会放松每一个中国人的；我们看，在沦陷区被残杀的佛道同志，再看我们此地佛堂的被狂炸，就连放生池里的鱼鳖也都遭了殃。因此你们要知道，你们是生活在人间，不是在天堂，你们所日夜苦修和祈拜的菩萨和殿堂，也是在人间，不是在天堂，所以我们所感受到威胁和可遭遇到亡国的灾难，你们也正是一样的身受到，因而你们就必定会自动的参加到抗战的阵线中来。……最后，还有点重要意义：就是佛道是反对侵略的，现在敌人也发动了他们的佛道，组织成宣抚班来帮助日阀的侵略，这是不对的，这是违反佛的正义的，你们应该去提醒他们，你们要用佛像、佛经制成很多宣传晶，由我们的空军带到敌人的阵地去散发，以开示他们，感化他们。我们还希望这个伟大的组织能发展扩大成全国性的组织。……”
　　最后由巨法师致答辞，并报告救难协会的组织大纲；
　　一、本会本大乘救世精神，尽国民应尽天职，集中僧道力量，参加战时工作，以期挽救国难为宗旨。二、本会受南岳戒严区民众动员委员会之指挥与监督。三、本会会址暂设南岳祝圣寺。四、本会设正会长一人，副会长四人，由佛道同人选举之。下分总务、宣传、救护、慰劳、训练五股，各股设正副股长一人，干事若干人，由会长聘任之。五、凡南岳佛道同人均应加人为本会会员，除老弱残病及现任职司者外，一律分编为救护、宣传、慰劳三队。各队设正副队长一人，隶属于本会之下。六、救护、宣传、慰劳三队，各就其本身任务施以适当之训练，训练计划由训练股负责拟定实施之。七、本会战时尽力分担救护、宣传、慰劳工作，平时经常设民众送诊所，并从事公共清洁等任务。八、本会经费依各寺观财产分配担任之，必要时得呈请政府或岳训班酌予补助之。九、本会办事细则另定之。十、本会组织大纲呈由动员委员会转呈岳训班政治部核准后施行。
　　这个大纲是巨法师起草并经各寺庙负责人讨论通过的。末了巨法师还告诉大家：八路军高参薛志正兼任救难协会战时训练班军事教练。
　　”夏衍同志主持的在桂林发行的《救亡日报》，立即报导了这个消息。夏老和巨法师原是好朋友，接到这个喜讯，分外高兴，还亲自撰文欢迎宗教界人士踊跃参加抗日队伍。田汉先生见到这条新闻，马上写给法师一首诗：
　　缁衣不着着锦衣，敢向人间惹是非；
　　独惜潇湘春又暮，花前趺坐竟忘归。太虚法师知道这一消息，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佛弟子救国的好榜样。法舫法师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在《海潮音》发表了《湖南佛教救国运动》一文，指出“湖南佛教徒的救国运动，实在值得我们敬佩，值得全国佛教徒效法。……湖南佛教界有了这个组织以后，救国工作自然会有步骤，一切都能迅速的发展……湖南佛教徒的事业，实在是我们全国佛教徒的好模范，值得我们称扬赞叹……”。茗山法师也多次投稿《海潮音》，报导南岳救难协会的消息。
　　5月8日开始，举办军事训练班，6月20日结业。集中训练一个多月后，即编班分成两个组，一组以巨法师和演文为首，名叫佛教青年服务团；一组以暮笳、绍贤为首，名叫佛教流动工作团。6月20日，佛教青年服务团举行宣誓成立典礼后，即，由巨法师带领团员大定、洗尘、焕文、常乐、可亮、澄源等于6月30日晚从南岳出发，人人脚穿草鞋，头戴草帽，打上绑腿，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到达长沙后，立即开展各项救国活动：在街头发表演说，贴标语，出壁报，散发传单，长沙市群众亲切地称他们为“和尚兵”。许多信徒踊跃捐款捐物，支持他们。长沙白云庵翊莲尼很受感动，赠给他们每人一顶草帽，一床草席，竖起大拇指赞道；“巨赞法师到底是个有本领的人，国难当头，人人有责，他们这样干，就是要得”。开福寺、龙王宫设斋招待他们。
　　在参加长沙市“七七”二周年扩大纪念会期间，巨法师废寝忘食，连夜赶写了《告全国同胞书》及《为欢送出征壮丁告同胞书》。
　　《告全国同胞书》说；“……无论那一个国家，无论那一个民族，他底自由幸福的．前程，都是从内忧外患蹂躏中锻炼出来的……当前，要在精神方面更进一步的总动员，第一先要知道人生的最大目的不是为了肉体的保养，而是要藉肉体以完成精神的永生。抗战是用肉体锻炼精神的洪炉，持久则是永生的左券。同胞们J牺牲小我而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乃是最上算的事业。在精神方面决定了动员的步伐，物质方面就统制生活，实行像佛家的苦行主义。老实说，只有苦行才是牺牲的表现，才能实际做救亡工作。……抗战建国的使命，如何完成，就看我们在纪念以后，是否切实动员起来……目前，就是我们血洗河山，重光祖业的时候。”
　　《为欢送出征壮士告同胞书》说、：“……为了保卫祖宗的光荣，为了挽救垂危的国运，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神圣抗战，还有一段艰苦的过程。过程的缩短，艰苦的排除，则是全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幼，乃至佛教同人所应该共负的责任。……壮士的出征是为了我们，……我们要替他们解除许多问题，许多痛苦，不用他们再为自身与家属操心，分散了战斗的力量。设了《佛佛青特刊》，在7月14日第二期《佛青特刊》上，刊登了巨法师的“检举过去，探讨当来》，此文一出，，服务团的工作更受到重视和好评。当时长沙《国民日报》、桂林《救亡日报》等都纷纷报导了服务团的活动。远在重庆的《海潮音》首先全文刊载了巨法师以缁哉笔名写的《佛教青年服务团的动态》，同时还刊登了《湖南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组织纲领》，稍后又登载了《南岳佛教青年服务团致抗日将士慰劳书》及《告各地救亡团体书》等。《致抗日将士书》略谓：“英雄的民族战士们；你们效命疆场，用肉的‘金城’，血的‘汤池’保持了祖宗的光荣，挽救了垂危的国运……你们的勋业、声名，将因此而万古流芳……一向山居世外，不问理乱的佛教徒，现在也动员起来了……佛告我们说：像你们这样牺牲了个人的幸福而为国家民族艰苦奋斗的战士，就是人类的救星，就是‘因位的菩萨’，一定得到佛的默佑……我们就会跟着来，把日本强盗驱逐出去……”
　　这几篇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忠昭日月、义薄云天的救亡宣言，深受各界的赞扬，认为是抗战史料中的宝贵文献。
　　在巨法师等的努力下，7月28日成立了《长沙市佛教青年战时服务委员会》，还准备设全省性的僧伽战时训练班，地点已选定开福寺，由湖南省佛教会指令各县佛教会保送优秀青年僧侣来省城受训，计划9月30日开学，当时报名者已有四五十人。8月14日下午，服务团全体成员会同长沙市佛教会及各寺庵僧尼70多人，集体举行了国民宣誓。
　　这期间，徐特立同志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多次与巨法师亲切交谈，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疑虑，盘问巨法师与徐特立谈些什么?巨法师幽默地回答：“他讲唯物主义，我讲唯心主义，如此而已!”
　　巨法师才华洋溢，又倾心革命，徐老爱才心切，认为法师栖身佛门，实在可惜，一再规劝法师还俗去延安，好一心一意为国家为革命工作，并抄了一首词《朝中措·书怀》，敦促法师要学刘秉忠。巨法师对中国共产党一向有深厚的感情，何尝不想为党为革命多做些工作，只是法师有法师的想法，他认为干革命有多种渠道，佛教也要有人去做，多年来自己对佛教有了兴趣，有了感情，何况东南亚国家多数信奉佛教，如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也未始不是重要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婉言谢绝了1随后又赋诗一首：
　　亡羊自昔多歧路，脱俗方为中道行。
　　夏绿春红何足惜，要从冰雪验人生J以明志。当时怂恿法师还俗的还有田汉、李焰生等，柳亚子先生则认为法师的想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人各有志，不能勉强。
　　9月中旬，形势突变，日寇疯狂挣扎，派遣两个师团的兵力，猛攻湘北，妄图打通华中地区南北战线，国民党节节败退，借口坚壁清野，强令长沙市所有市民一律疏散、撤退。轰轰烈烈的佛教青年服务团，也不得不于9月25日忍痛解散，巨法师带领一部分团员回到南岳。革新佛教，改善僧制，是巨法师念念不忘的夙愿，本来法师打算回到南岳后，就着手将服务团加以整顿补充；整顿，就是恪守纪律，不违佛戒，提高素质；补充，就是增加新生力量，培养骨干，使服务团成为将来组织佛教青年会和改革佛教的基本队伍。
　　不料这时法师写的一篇发表在衡阳《大刚报》上的通讯，因为报导了贵州省主席张治中在黔厉行改革，将一些寺庙、祠堂改为学校、义仓、工厂。这篇通讯竟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法师成了一些守旧的老年僧人的众矢之的。法师悲愤之极，忽想去印度参学，把这个意思写信告诉了在重庆的田汉先生，田汉接信后非常同情法师的困境，但不同意法师去印度，马上回信说：“……今者整个形势实为至险……此非吾等潜修至道之时，而必须各排万难，从岗位上作进一步努力。”劝慰法师“勿以挫折去今日佛法坠颓、斗争尖锐之印度，不妨来渝一行，……以竟佛青、佛救未竟之业”。
　　土940年，法师抵达广西桂林，住月牙山，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并与道安法师创办《狮子吼》月刊，继续宣扬抗战救亡的爱国理论与佛教革新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界抗战救亡的活动。太虚法师曾题诗赞扬《狮子吼》，说：“五夜阵风狮子吼，四邻鞭爆海潮音。大声沸涌新年瑞，交织人天祝瑞心。”把《狮子吼》与《海潮音》相提并论，说明太虚法师对《狮子吼》的评价和重视。这时法师与夏衍、田汉、欧阳予倩、聂绀弩、万仲文兄弟、朱蕴山、郭沫若、柳亚子、方孝宽、盛成、端木蕻良、廖沫沙、关山月、尹瘦石、林半觉、龙积之、林素园、李焰生等诸公时相往来，过从甚密。“边关未复生民瘁，何惜萧萧两鬓华”，这是巨法师在桂林贺郭沫若五十诞辰诗中的两句，从中也表达了他们忧国忧民的共同心愿。《漓江雅集》是桂林负有盛名的爱国诗社，很多进步人士藉此集会议事，法师也经常参与。法师还用如是斋主、缁哉、万均、育之、毓之、周行、鉴安等二三十个笔名常为《大公报》、《救亡日报》、《广西日报》、《小春秋》等报刊撰稿。法师博通多能，秉性坚贞，爱国爱教的高尚品德，深得李济深、李任仁、柳亚子等推重，并得到桂林各界的好评，被誉为新佛教的领袖。在桂林法师工作更紧张，此时在澳门主编《觉讯》的竺摩法师还不断向巨法师索稿，法师虽然很忙，但不便推辞，百忙中为该刊写下了《瑜伽真实义晶述记》、《如是斋玙启录》、《奔走呼号一整年》等好几篇文章。
　　这一时期由于法师和各界频繁接触，得能深入考察社会各个阶层的底蕴，从而坚定了他彻底改革佛教的夙愿，提出了“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撰成了约二十余万字的《新佛教概论》。广西师范学院教授万仲文为之作了序言。《新佛教概论》的基本内容是：认为过去的佛教和封建主义血肉相连，有密切的关系，佛教徒的思想行为受它的影响很大，不少是迷信的落后的，因此，要排除佛教中封建迷信的毒素，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必须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在理论方面研究大乘教理，才能弃伪扬真，澄清思想；在行为方面，要发扬菩萨的积极精神，无我除执，以之实践理论；、对于僧伽制度、僧伽教育的改革，僧伽人才的培养，寺庙的管理和整顿，经典、文物的保管和整理，佛教界的因循守旧的积弊如何菓除等等，在这本书里都有详尽系统的阐述。对于广建坛场、聚众讽诵，以做佛事为衣食之资，巨法师尤为反对，他一向力主佛教徒要参加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发扬古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美德，恢复释迦牟尼原有的光明和佛陀的优良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淘汰，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才有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也才能体现“生产化”、“学术化”的宗旨。
　　1942年，法师离开桂林，卓锡桂平西山，任龙华寺住持。现为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的觉光法师，也同在该寺。西山，在桂平县城西约一公里处，又名思灵山，南朝梁武帝曾设桂平郡于此。身草野而心社稷，居庙堂而志报国。念念不忘抗战救亡的法师，一到桂平，即组织佛教徒举行隆重的悼念抗日阵亡将士水陆法会，借以激发人们救国热情，开展各项抗日活动。不久写出了长达一万多字的《桂平的西山》。文中再次倡导佛教要革故鼎新，又提出“学术化”和“生产化”两个口号。并明确指出：“学术化在于提高僧众的知识水准，博学慎思，研求人世出世一切学问，恢复僧众在学术界原有的地位。生产化则求生活之自给自足，根本铲除替人家念经拜忏化缘求乞的陋习，如此则佛教本身可以健全，然后才能适应时代，谈得上对国家社会作出贡献。”此文发表在1943年香港出版的《旅行杂志》上，柳亚子先生见到此文时说：“读之令人神往，惜少杖头钱，无能为买山终老计耳。”
　　法师安贫乐道，不求闻达。那时林素园、李焰生、龙积之等亦常以“诗僧”或“高僧”称赞巨法师，法师一一赋诗谢却：
　　谢绝以诗僧见称：
　　枇杷树下泪如绳，柳絮沾泥祗自矜，
　　色见声求无一是，耻为人唤作诗僧。
　　谢绝以高僧见称：
　　名实未分白二毛，悬牌表刹亦徒劳，
　　中行自昔归平易，僧在真修不要高。
　　法师为了实现他的革新主张，即以西山作为试点，在学术化方面，首先成立桂平佛教协会，会员二百余人，有蒋慧澄、黄慧光、谢慧岳、刘慧跃、刘慧怡等，自任会长，开展各项学术性活动。其次在李公祠和水月宫设居士林，附设五明图书馆，作为佛教徒学艺的处所。在生产方面，和觉光法师开辟和扩大西山茶园，研究制茶方法，似提高西山茶的产量和质量。增修西山风景点，开拓林园，扩充旅游事业。
　　巨法师一向忠恕待人，严于律己，但怀才不遇，事多拂逆。西山也是多事之秋。他的西山远景规划，刚刚付诸实施，就遭到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对，百般诬陷阻挠，散布什么巨赞来后西山风水被破坏了，乳泉干涸了，菩萨不灵了，香火不旺了，想以此来煽动群众。这时日寇又连陷长沙、衡阳、桂林、柳州，法师又不得不离开桂平，避往北流。
　　巨法师和觉光法师交同倾盖，谊切投胶，感情很深，觉光法师对巨法师则推崇备至。在离开桂平时为告别道友曾写了下面一首情挚意切，感伤离乱，哀婉动人的诗篇：
　　山门两载赖维持，缘尽思灵未忍离。
　　此去好研真佛理，男儿贵不负相期。
　　法师抵北流后，任教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该校本设在江苏无锡，抗战期间迁至广西北流，饶宗颐、向达等名教授均在该校执教。
　　抗日战争的胜利，举国欢腾。1945年10月10日法师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偕同事饶宗颐、向达等登上北流山围之磐石山。八年，萍飘浮泊的岁月，艰苦奋斗的辛酸往事；八年，日日夜夜梦寐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恍惚间桩桩件件倏然踊上心头，法师百感交集，无比激动，但又若有所悟，感慨系之，奋笔写下了下面一首诗：
　　避寇人山围，游观乐已捐。
　　匈奴忽解甲，金瓯缺复全。
　　登高一舒啸，慷慨动乾坤。
　　崩榛纷塞路，荒寨壁尚坚。
　　乱离信已久，远溯卅年前。
　　今当时命改，生意满园田。
　　饶子饶清趣，当风喜欲颠。
　　新诗效敕勒，警句共冁然。
　　蒋子勤掇拾，情深木石缘。
　　二生亦矫健，绝尘道可传。
　　会当倩画笔，描写付归船。
　　1946年，法师回到杭州灵隐寺，任浙江省及杭州市佛教会秘书长，对佛教界内幕有了进一步的洞悉。当时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及民政厅长杜伟，曾先后多次鼓励法师草拟改革省、市佛教教务的计划，法师深感倘若没有社会的彻底改革，佛教内部的改革也是难以实现的。在国民党旧制度统治下面侈谈改革，更无异缘木求鱼，是办不到的，因此没有理睬他们。翌年，撰写了《灵隐小志》。1948年法师兼任武林佛学院院长。这时浙江大学哲学系拟聘法师前往任教，因时局紧张未果。
　　在此期间，法师仆仆风尘，数度来往台湾、香港、澳门之间，蹈危履险，参与新民主革命活动。在香港时他再次会见了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章伯钧、夏衍、廖沫沙等旧友，当时大家一致认为中国不久行将解放，佛教现状势难维持，以后究竟如何?大家都很关心。法师更深深感到佛教教务的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为了迎接新的形势，新的时代，过去的一些改革设想，颇有调整、充实的必要。未几，就赴台湾考察。在台湾一个多月，参访了很多寺庙，写出《台湾行脚记》一文。从台湾回到杭州后，巨法师就开始草拟改革全国佛教的计划，赵朴初居士也为此专程由沪至杭和法师商量，并想秘密召集分散在上海、杭州、宁波一带的有进步尽想的佛教界人士开一个会，共同研讨，后因故未成，又去香港。
　　在由香港回上海时，李济深托法师转交一封绝密的信件给当时被蒋介石软禁在上海的陈铭枢和郭春涛，内容是邀请陈等赴港参加商讨改组国民党，筹建民革的计划。巨法师不畏鼎镬，不惧刀斧，欣然受命，果不负所托，机智地完成了这次非常危险的重大政治任务。跟随李任公五十多年，任机要秘书的郑卓人在《悼巨赞大师》诗中有：“离筵承密勿，虎口敢传书”及巨法师《追怀李任公》诗中“香港筵前交密信”，即指此事。淮海战役一结束，法师又至香港，这时任公已北上，陈劭先与吕集义(李济深夫人)等向法师转达了潘汉年同志(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要法师写个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的建议，法师拟就后，即由潘派员送往石家庄党中央所在地。
　　1949年4月3日，巨法师毅然和李夫人等自港北上，夏衍、廖沫沙还为他们此行发了个电报，因此，当法师一行到天津时，即受到中共有关方面的欢迎接待，4月13日抵达北京。
　　法师到达北京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讨论征询，即和周叔迦等以北京市佛教同仁名义，为改革全国佛教上书毛主席及各民主党派。其内容概括有四点：
　　一、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历史上最光辉、最伟大的，佛教界同人一致欢喜赞叹，踊跃爱戴。
　　二、佛教来我国，虽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和我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虽也曾调和融摄，但在封建社会的长期统治下，不免逐渐变质，近三十年来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毫无成绩。
　　三、佛教的本质，不同于别的宗教，他“无神”，又主张“实践无我”，与时代精神相吻合，加以即待解放的西藏和台湾，都是崇奉佛教的。我们毗连着的国家，如安南、暹逻、缅甸、锡兰、印度、朝鲜乃至日本，都是根深蒂固的佛教国家，假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漠视了佛教这个单位，恐怕对于解放西藏、台湾和世界和平的进展，或者会发生困难的。反之，如果新中国的国土上，出现了佛教的新姿态，对于全国的完全解放和世界的和平进展，或者也不无便利之处。
　　四、提出了“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作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标。生产化可以打破旧时各寺院封建的经济组织；学术化则加强佛教徒对于佛教的认识与正信，以破除迷信。封建的组织与迷信的愚昧既已毁弃，佛教革命的本质，才能完全流露。对于争取佛教信众参加革命队伍，不是没有帮助的。
　　改革佛教教务，整理僧伽制度，这是巨法师的夙愿。对此，赵朴初居士也认为“势在必需，与其被动，不如争取主动”。
　　这个有远见卓识的建议，不仅为当时有关方面(如李维汉、林伯渠、胡乔木、张友渔等同志)所重视和嘉许，即就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也还有它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
　　1993年年底，江泽民主席与出席全国统战会议的代表座谈时曾号召宗教界：“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教条，利用宗教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中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精神，在一般意义上，与当年巨法师锐意改革佛教的初衷是一致的，在本质上同样是反映了宗教发展的客观要求的。诚然，巨法师当初提出的佛教改革的具体历史条件与内容要求，与江主席今天的号召已有所不同。但是，在宗教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这一点上，是有共同性的。巨法师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的卓越的佛学思想家，领导宗教改革的先行者。他不仅“在教言教”，而且“在教言国”；把自己从事的佛教事业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觉地结合起来。对于佛教本身，不唯继承传灯，而且自觉革新。他毕生信奉佛教，热爱佛教，而又能主动、自觉要求改革佛教，他所提出的改革佛教以适应社会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需要，这个目光远大有先见的爱国爱教的高尚精神，值得我们宗教界大力提倡和发扬，如大家都能做到这一点，必将大大推动宗教界落实贯彻江主席的上述号召，必将使我国的宗教工作、宗教生活展现出历史的新面貌，新气象。
　　巨法师的一生，是爱国爱教的一生，这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事实，他博古通今，审时度势，时刻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又能时刻关心着佛教的利益。这里仅再举两个事例：
　　一、在得知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中有佛教代表名额时，他无所顾忌，仗义执言，在致李维汉秘书长信中说：代表之选举，应力求严格，要以出家僧尼为主。作为代表，不能委委蛇蛇，点缀议席，要无愧于人民。二、解放初，在联合出版社出版的高小历史课本中，有关佛教之记述，有些误解，对僧侣也有轻视之处，为此，巨法师又致书叶圣陶与胡绳，请予纠正，叶、胡两位接信后，即复信表示同意修改。
　　巨法师抵达北京后，一面酌度内情，因时适变，会同周叔迦老居士等创办大雄麻袋厂，筹备大雄印刷厂，组织僧尼参加劳动生产，“寓修持于劳动中”，很受各界重视，为全国各地寺庙组织僧尼参加劳动生产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同时法师又和陈铭枢先生创办《现代佛学》月刊，协助政府宣传党的宗教政策，这对稳定当时的佛教界人士的情绪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学院，收回广济寺等等一系列重大工作上，巨法师多次上书中央有关领导，尽了最大的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得到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笔复信。
　　巨法师早年就献身革命，他对党和新中国怀有无限的忠诚，深厚的感情，常常溢于言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法师皆躬逢其盛，赋有《共和国开国观礼志喜诗》：
　　殷殷雷震动欢声，民主新都定北京。
　　铁骑千群惊丑虏，红旗万幅壮干城。
　　富强独立除前耻，统一无私载首盟。
　　保卫和平真佛意，环球从此可休兵。表达了他内心无比的喜悦和虔诚的祝愿。
　　建国十周年，他又写诗庆祝：
　　十载辛勤除旧垢，山河严净众如亲。
　　工农跃进开新局，宗教恢弘阐至仁。
　　是处笙歌皆慷慨，每逢耋耄更精神。
　　巨龙夭矫惊天下，党政英明见理真。十五周年时，他更感慨万分，满怀激情写出《满江红》词一首，赞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歌遏行云，旗挥红浪，满城花雨缤纷。光华日月，勋业冠群伦。多少丹心碧血，皆
　　回向，祖国人群。凝眉处，东风浩荡，英爽动乾坤。
　　凄凉思往事，魈魑魍魉，豕突狐奔，漫招致，山河破碎如焚。搔首问天不语，又谁
　　信，扫尽氛昏。嵌崟甚，誓随高躅，努力建斯文。
　　中国佛教史上历代高僧大德，他们对佛教经、律、论的解释、阐发有革新，有创见的，代不乏人，莫不彪炳一时，辉鉴宇内。但这往往只是“在教言教”，仅从宗教信仰角度上加以发挥而已，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唯有巨法师他既继承佛教优良传统，又能从社会历史的高度，客观地审视佛教，提出革新的要求，这与历代大德有显著的不同。
　　巨法师为了佛教的改革，栉风沐雨，辛勤奔走，可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到处碰壁，苦难建树，他的崇高的理想无法实现。新中国的成立，新制度的诞生，宗教信仰才有了真正的自由，党的政策也给予了中国佛教以涤瑕荡垢，重放光明的机会，全国各族佛教徒才得能团结一致，精进不懈。往事不堪回首，有着亲身感受的巨法师，怀着无限激动的心情，昕思夕筹，无时不在以实际行动争取为国家、为佛教多作贡献，他经常号召佛教同仁要刻苦学习，参加劳动生产，要爱国爱教，众善奉行，促进团结，绍隆三宝，成就“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大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他一再强调佛教徒要勇于发扬释迦牟尼的积极精神，继承古德的优良传统，适应形势，真正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还常常告诫和勉励佛教同仁要认清时代，努力学习，提高自身素质，也才能接受改革佛教的理论与方法。
　　巨法师敦气节，重然诺，处众谦和，持身有则，言信行直，人乐与交，与之忘年投分的朋辈很多，与陈铭枢、李任仁、田汉、夏衍、聂绀弩、关山月、尹瘦石更为莫逆。解放后，田汉与法师同在首都，时相聚谈，相得益彰，文化大革命中，田老遇害，法师泪如泉涌，悲痛异常，有好几天饮食不下。后虽平反，法师犹旧情难置，伤感不己!痛占悼诗一首：
　　靴声橐橐忆当年，慷慨陈词猛着鞭。
　　南国剧场聆夜话，祝融峰顶设斋筵。
　　北来常作书房客，迟到方知厄逆连，
　　往事萦思剩一恸，于今昭雪尚凄然!
　　在反右斗争中，法师的一些至交好友，不少人被打成右派。此时此刻，法师内心本已极其痛苦，不意复遭牵连。法师豪放不羁，夙性耿介，快人快语，常直言不讳，尽言招祸，被迫检查了十次，几乎也被打成右派。在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中，法师更在劫难逃，被整整关了七年，有功革命，而受无妄之灾，法师始终恬退为怀，不以荣厚介意。1975年出狱后，他忠心耿耿，爱国爱教一如既往。有诗云：
　　不婚不宦情如洗，独往独来无所求。
　　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岁寒知松柏，疾风知劲草。得失毁誉如浮云，才高行洁如法师者，实足以师千古。
　　法师博闻强记，敏而好学，明于经，优于史，妙于文，工于诗，熟谙英、梵、日、德、俄等外语，晚年又孜孜不倦地攻习法语，老而弥勤。佛教经典浩繁，文义深奥，难以卒读，其中积极意义，尤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巨法师乃能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锲而不舍，寝馈其中，终能在佛学上出类拔萃，成为卓越超群的一代宗匠。其弘法之勤，撰述之富，著论之高，为当代佛教界中所罕有。嘉言懿行，楷模一代。法师遗著甚多，惜战乱纷飞散佚不少，又无人为之搜集，实为憾事，抑亦为我佛教界、学术界之一大损失。
　　解放以后，法师在长期参与中国佛教协会领导工作中，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增进各民族佛教徒的团结，培养佛教人才；开展佛学研究等等工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多次出国访问，增进了中国佛教和国际佛教的交流和合作。并以耄耋高龄在百忙中担任《大百科全书·佛教卷》主编。为了党的革命事业，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为了佛教的改革兴旺，不论处境顺逆，总是勤勤恳恳，不惮辛劳，鞠躬尽瘁，为法忘身。
　　1984年4月9日，这位博学高行把毕生精力奉献于国家，奉献于佛教的传奇人物，终以劳累过度，怀着改革佛教的未竟之志，不幸圆寂，终年76岁。法师遽归道山，中外闻者莫不扼腕悲悼，无不认为这是佛教界的一个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4月27日下午，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李维汉、帕巴拉·格列朗杰、叶圣陶等送了花圈，习仲勋、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刘澜涛、杨静仁、屈武等参加了追悼会。
　　巨赞法师定慧双修，禅教并弘，学贯中西，文通七国，世出世法，集其大成。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气度冲邃，心术仁厚，孜孜以道为务，不与世争，躬践力行，真操实履，风格高尚，不愧为一个爱国爱教统一的典范。现在他色身虽灭，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献身佛教的精神永远不会殒灭，永远照耀着中国佛教界。
　　三代直道之公，百世不能改也。思其功，怀其德，前年，由彭冲、孙毅、刘志坚、觉光、夏衍、朱穆之、王蒙、任继愈、明畅、真禅、茗山、一诚、慈舟、明开、昌明、妙湛、清定、宗怀德、宛耀宾、周绍良、孙轶青、单士元、沈鹏、吴立民、吴云贵、印德、广平、饶宗颐、关山月、尹瘦石、骆宾基、丁中江、张岳轩、沈醉等大陆、港、台、新二百多位知名人士发起，在当地政府和各方善信的大力支持下，于法师故乡江阴建成了《巨赞纪念堂》。在当前，举囱上下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爱国主义教育纲要》的热潮中，把法师作为文化名人、爱国爱教高僧，来立馆纪念，以继承和发扬法师的爱国思想、改革精神、以及好学深思、不屈不挠、顾全大局等的品格风貌，是很有必要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这充分说明了凡是对国家对人民有重大贡献的人，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责任编辑 李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