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文化对我国茶叶发展的作用（下）
　　◎沈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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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期）
　　２、佛教的发展促进了茶叶加工技术的提高。
　　“高山出名茶，高山出好茶”，这与我国佛教寺院大多建立在高山和僧人们的精心研究、制作是分不开的。唐、宋期间以及各个朝代，由于饮茶已在各大、小寺庙里风行，僧人们在念经和坐禅的同时，为了使饮茶的品味更高，加上朝廷对贡茶的需求，促进了茶叶栽培和加工的进一步的发展。唐代的贡茶院或贡焙，是每年专事督造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贡茶的处所，其地点就设在顾渚的“上吉祥院”内。上吉祥院，南朝陈时原建于武康，贞元时为把贡焙附在一个大的寺庙，特把吉祥寺从武康迁建顾渚。６我国的寺院不仅需要茶叶，而且也生产茶叶、研究和宣传茶叶。我国的茶圣陆羽从小就是由寺庙收养长大的，他对茶叶最初的了解和兴趣也是从庙中获得的。７《茶经》中较为系统的记载了唐朝及其之前茶叶加工的技术和过程，为后人对茶叶加工技术的进一步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随著佛教的昌盛，僧家采制茶叶的规模也相应扩大。加之精采巧制，形成各种各样的茶叶，其品质风格各异，如有的茶其外形圆如绒球，或条索如眉；汤色红艳透明，或黄绿清澈；香气幽雅清高，或馥郁鲜浓；滋味甘甜爽口，或浓强收敛。泡入杯中如“刀枪云集”，似“龙飞凤舞”。
　　松萝茶的制法最早记载见于明代罗廪《茶解》中。“松萝茶出休宁松萝山，僧人大方所创制。其法，将茶摘去筋脉，银铫炒制。今各山悉仿其法，真伪亦难辨别”。这里明确指出了松萝茶产地，但由于其它山场仿制，已真假难分。其二“家孝廉兄有茶圃，……所产茶，实用蒸法如山介茶，弗知有炒焙揉挼之法，予理鄣日，始游松萝山，亲见方长老制茶法甚具。８
　　杭州灵隐寺佛茶是驰名江南的佛门名茶，这种茶叶是由寺院里僧尼亲自栽种、管理、采摘、炒制的。灵隐佛茶叶形扁平、光滑、翠绿、整齐，一经冲泡，汤水碧绿清爽，香气四溢，经久不散；而且具有清心寡欲、养气颐神、明目聪耳、沁人心肺之功能。杭州灵隐佛茶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用水亦很特殊，泡茶的水是著名的韬光泉水。水是从北高峰半山腰间的韬光金莲池中用中间凿空的长长的毛竹，一根连一根引到灵隐寺的。这种韬光泉水，清冽甘美，矿物质相当丰富，丝毫不亚于号称“天下第三泉”的虎跑水。用此泉水泡茶更是锦上添花，真可谓“名茶名水，双美俱备”。
　　四川蒙山茶，据传是用汉代甘露寺的普慧禅师亲手所种的“仙茶”加工而成的，是茶中的珍品。据《名山县志》记载：蒙顶茶产于名山县一千五百米的蒙山顶上，其茶叶品质汤清色碧，片片匀净，犹如雪花纷纷，好似绿雾结顶，尝一口，幽香扑鼻，沁人心脾，被人们称为“仙茶”。到唐代时，蒙顶茶又列为“贡茶”，并在山顶上建立了“皇茶园”，派专人看守，此茶专供皇帝使用。到了北宋末期，蒙顶茶被誉为“天下第一茶”。
　　福建的武夷岩茶，相传最初是由唐宋的武夷寺僧人采制。江苏的碧螺春，据说最早是在北宋时，由洞庭山水月僧人采制的“水月茶”演变而来的。浙江普陀山的佛茶，景宁惠明寺的惠明茶，临安天目山禅源寺的天目青顶，余杭径山寺的径山茶，天台万年寺的罗汉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君山白鹤寺的君山银针，吉祥寺的贡茶紫笋等等，最初都出自佛门。“天下名山僧侣多”，“自古高山出好茶”，大概这就是名茶与佛教天然因缘吧！９茶，因其自性高雅，常被用作待客佳品，甚至被奉为取代酒的祝天祭祀圣品。茶与僧人相伴成趣，茶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３、佛教促进了茶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佛教对茶文化的发展与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或与文人唱和茶事，丰富茶文化的内容，据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斌先生统计，至唐代计有一百三十三人共写了茶诗三百九十一首。第二是佛教为“茶道”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及“戒、定、慧”三学的修行理念，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使茶道更有神韵。特别是“梵我一如”的世界观于道教的“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茶道美学对“物我玄会”境界的追求。第三是佛门的茶事活动为茶文化发展、品茗技法提高、规范茗饮礼仪等都有很大的帮助。郑板桥有一副对联写得很妙：“从来名士能萍水，自古高僧爱斗茶。”前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诗云：“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揭，不如吃茶去。”10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里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论经，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中左上角悬挂著「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宋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
　　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参禅要澄心静虑的体味，讲究专注精进，直指心性，以求清逸、冲和、嶷纲幽寂。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茶事过程中，如碾茶时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水”，点茶时的提壶三注和啜饮时观色、闻香、品味，都包涵了体味领悟自然的真谛，并以此领悟佛性和超凡脱俗的意韵。唐代轰动一时的禅宗“赵州吃茶去”，正是茶禅一味的体现。“吃茶去”说的是河北赵州有一柏林禅寺，寺中一高僧名叫从念禅师（778-987年）人称“赵州”。问新到僧：“曾到此间乎？”答：“曾到。”赵州说：“吃茶去！”又问一僧，答：“不曾到。”赵州又说“吃茶去！”后院主问：“为何到也‘吃茶去’，不曾到也‘吃茶去’？”赵州又说：“吃茶去”。赵州对三个不同者均以“吃茶去”作答，正是反映茶道与禅心的默契，其意在消除常人的妄想，即所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不论来过还是没有来过，或者相识与不相识，只要真心真意地以平常心在一起“吃茶”，就可进入“茶禅一味”、“茶禅一体”的境界。正所谓：“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静心境；唯是清净心境，方可自悟禅机”。11
　　四、 中华茶文化随同佛教文化一同传到国外：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著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我国的“茶禅一味”、“茶禅一体”的文化思想和哲学观念与佛教、饮茶一起传到国外。美国威廉．乌克斯编者的《茶叶全书》（1935年出版）记载“茶树栽培和饮茶习惯广布于中国和日本，乃由于佛教僧侣推广，僧侣以茶节欲。”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我国与新罗国（今朝鲜）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十分密切。唐朝时与新罗国通使的往来，有记录的就有一百二十次以上，是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我国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国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到了宋代，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规和茶礼。12
　　唐代（八世纪当时日本的奈良初期），日本僧人高僧最澄禅师和空海禅师到中国天台山国清寺留学，回国时带回茶籽栽种于日本滋贺县；宋代（十三世纪当时日本的镰仓初期），日本荣西禅师两度留学中国，回国时带回了许多经书与茶种，并在日本开辟了茶园，后编著了《吃茶养生记》一书，将饮茶与修禅结合起来，在饮茶中体味清虚淡远的禅意，极力宣扬饮茶益寿延年，此书后来成为日本茶道的理论依据。13
　　京都紫野大法寺一休和尚的高徒村田珠光根据荣西的“吃茶养生”的观点，在一休师父和赵州禅师“吃茶去”思想的启迪下，创立了日本草庵茶道。到村田第三代弟子千利休时，为适应民众反对内乱、祈求和平的愿望，提倡和、敬、清、寂，将茶道的禅意推向一个新阶段。今天“茶禅一体”的思想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
　　佛教与茶叶生长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茶佛融通，茶禅一体，茶禅一位，已被佛家和民众认可。佛教通过茶事活动来使僧人不眠不发，修身养性，大彻大悟。茶叶的栽培、加工以及茶叶文化在寺院和僧人的精心研究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对弘扬中华茶叶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推进精神和物质建设有著积极的作用。■
　　参考资料：
　　【６】陈宗懋《中国茶经》608、607、608页，1992年上海文化出版社。
　　【７】朱自振《中国茶经》608-609页，1992年上海文化出版社。
　　【８】詹罗九《中国茶经》148页，1992年上海文化出版社。
　　【９】陈椽《中国名茶》1989年中国展望出版社。
　　【10】【11】于观亭《中华茶人手册》257—258、261页，1998年中国林业出版社。
　　【12】东方茶网2001-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