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佛教哲学在古代文人心理修养中的作用
　　——由（空性智慧、佛教意义治疗学
　　与佛教诠释学的治疗学）而想到
　　李威（上海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于《普门学报》第十三期上读到了赖贤宗先生的（空性智慧、佛教意义治疗学与佛教诠释学的治疗学——论佛教的生命关怀与心灵治疗）一文，本人才疏学浅，对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学都不甚了解，因此自无余地对赖先生文章置评，仅是受该文之启发，而联想到了一些佛教与中国古代文人心理建设之关系的问题，不揣浅陋，聊备参考而已。
　　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加缪曾经在他的随笔《西西弗的神话》中这样说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加缪本人足不赞成自杀的，但是在西方历史上发疯或自杀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确实不少。如亚里士多德、萨福、梵高、茨威格、海明威、马雅可夫斯基等等，发疯的则有荷尔德林、尼采等。英国心理学家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研究认为：创造性才华和病态心理这两个人类心理活动上的极端，有著某种联系。天才中多有精神疯狂症，而精神疯狂症又时常能激发灵感和创造性。用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对艺术家、作家进行测试，发现作家在概念过度包涵、怪异思想上和精神病人极其相似。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按现代精神病理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人类历史上三百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其中提到：有严重精神病理症状的，思想家中有二六％，如尼采、罗素、卢梭、叔本华等；作曲家中有三一％，如瓦格纳、柴可夫斯基、普契尼、舒曼、贝多芬、莫扎特等；画家中有三七％，如梵高、毕卡索等；小说家中有四六％，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海明威、普鲁斯特、劳伦斯、卡夫卡、司汤达、福楼拜、莫里哀、托马斯·曼等。无论他的研究可信度有多大，这些事例至少表明了西方知识份子阶层相对紧张且混乱的心理状况。
　　对比之下，中国同期的文人发疯、自杀现象却较少。除了战国时屈原，明代的徐渭、李赞之外，一直止于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极少有为“灵魂问题”而自杀者。这几位自杀者的死，正如李泽厚先生在其大作《华夏美学》中所说：二这种死亡的选择更是情感上的”，二这种情感上的‘绝不能活’不是某种本能的冲动或迷狂的信仰，而仍然是溶入了、渗透了并且经过了个体的道德责任感的反省之后的积淀产物。”出现得比较多的是殉国之类出于忠君爱国传统而自杀的情况。那么，是中国文人不关心任何存在、本源、灵魂、终极价值等形而上的问题吗?当然不是。事实上，他们自古以来就有苫苦思考、探索终极存在问题的传统。他们没有最终陷入存在问题的荒谬性泥潭，亦非心理比西方同行们健康多少，而是因为他们较早即构筑了对抗存在荒谬、精神虚无的强大心理基石，并且在几千年的文化融和与传承中逐步将其完善为坚实的支柱。佛教的人生哲学，正是这支柱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繁衍生息于农业文化氛围中的中华民族，自古即富于重实际、乐天知命的思想传统。在佛教未传人中国以前，儒家和道家并立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两大家。在对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意义进行探寻的过程中，他们分别建立了不同的思想体系。儒家是将著眼点放在现世的生命上，强调生的价值与意义，“不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并且要秉持永不放弃希望，奋发向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易经·乾卦》）之精神，以道德战胜虚无。而道家则从原始浑成万化归一的“大道”观之角度出发，主张一生死，齐物我，“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壮子·齐物论》）?达到清明静虚的大道之境。儒道两家的共同点是都对人生的苦难采取坦然面对的态度，通过同构天人而克服种种困难。这种共通之处使二者最终混同而形成“儒道互补”的局面。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广大的知识份子之所以能够抵御乱世考验，以这种“儒道互补”作为精神防线是重要原因之一。阮籍佯狂而不真狂，嵇康临刑潇洒，均因其有支撑著他们活下去的不可动摇之信念。
　　佛教自唐代达到极大完备，主要宗派均已发展巩固。而中国文人对佛教精神的彻底吸收消化则要等到宋代，正如末代程朱理学的影响要到明代才形成气候一样。佛教的东来，对中国原有的儒道世界观造成了空前的冲击，但三者之间又具备很多共同点。如佛教禅学同儒家、道家一样重视显示世界和日常生活，认为“日用是道”。尤其是中国化佛教——禅宗的形成而鼎盛，最终完成了儒、释、道的精神统合。人生是悲剧，是苦，但仍然要积极的活，愉快的活，享受每一个片刻，达成生而为人的职责。这是中国儒、释、道三敦的共识。在对自然（天道）的审视和对自身（人道）的内省进一步深入后，中国古代知识份子的心灵更加趋向深沉、超脱和形上层次的追求。
　　自唐代开始，知识份子已经呈现出亲近佛教，并从佛教精神中汲取力量的明显趋势，但其对佛教的吸收应该说仍是本著「以佛济儒”的观点。兹举中唐著名文学家刘禹锡为例。是时社会崇佛文化氛围浓厚，刘禹锡自幼学佛，与诗僧皎然、灵澈过往密切。初入仕途曾经颇为得意，贞元九年（七九三），年二十二登进十第，复登拔萃科，授太子校书。这一时期的刘禹锡是踌躇满志，一心治天下济苍生的。其思想以儒家为主。顺宗即位，他参与卫执谊、王叔文改革集团，为屯田员外郎，锐意革新，终致宦官藩镇之忌。顺宗被迫逊位，改革集团尽遭迫害。刘禹锡贬朗州十年，回京一月即复贬为播州刺史，请改连州，居六年，量栘夔州。至此复归释教，潜心佛理。在其（送僧元皓南游并引）中自言：“予策名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耳。”究其根本，虽然他思想的基点还是儒敦，但在社会意义上，他重视佛教的济世软化之功能：在精神层面上，他注重佛家心性理论的精妙深奥和对人修养的启迪作用，佛教哲学已经成为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人人称羡的高位骤然跌入低谷，贬谪边荒，还而复贬，贬而再还，一生可谓起伏跌宕，然而始终保持著乐观积极的态度。正是在儒家自强不息精神和佛教淡泊浮世态度的共同滋养下，才使得他度过艰辛岁月，寿至七十一岁，在古代已经算是得尽天年了。
　　至末代，佛教哲学更深刻地为中国古代知识份子所吸收，与儒家、道家鼎足而三，为古代文人建设强大心理防线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华严宗的无比庄严圆融无碍的华严境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重人生历练，给予文人们对于世界之美的启发，促使他们更加热爱生活，认识到本来融通的世界真相。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说，给予他们步上精神之至高层面的信心。般若空宗之诸法空相，使他们在不如意的人生经历中超脱痛苦与迷狂，进而追求更高层次的解脱，而淡然面对肉身的磨难。他们不仅以佛教敦义来熏陶修持自己的心灵，同时还以“禅悦”、“禅趣”来陶冶自己的性情，将佛教禅学精髓融人文艺创作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品味。可供列举的例子很多，最有代表性的是苏轼，其人一生历尽劫波，终知世事如春梦，而一如既往的达观潇洒，实在已得三敦之精华。其他如欧阳修、范仲淹、朱熹，乃至明代王阳明、唐寅、张岱，清代石涛、八大山人、扬州八怪、曹雪芹等等，莫不从佛教中汲取营养，而以洒脱的心态走过坎坷之人生。
　　然而这种精神支柱毕竟不是不可摧毁的神殿之柱。至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积弱，开始崇尚西学，其问又因数次重大思想运动，使得中华民族古老的精神统绪终遭严重破坏乃至颠覆。而另一方面，新的精神体系又并未建立，导致现在高知识人群中出现普遍的悲观空虚，消极厌世的现象，大量的文人自杀现象发生。或谓此为中国终于有了大师的征兆，我个人实在无法认同。我诚心盼望佛教力量尽快加入新的精神防线构筑中，为重建华夏精神而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