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佛教艺术在南方的传播路线——从三国西晋谷仓罐佛像谈起
　　蔡俊士/文
　　三国西晋时期的青瓷谷仓罐(又称魂瓶)造型复杂，装饰奇巧，堆贴着人物、飞鸟、走兽，以至亭阙和佛像等多种不同的塑像内容。现就其中佛像的出现，探讨这一时期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和佛教艺术在南方的传播路线。根据考古发现不完全统计，三国西晋时期谷仓罐佛造像的出土点在东南地区有36处，其中有纪年的计15处[1]。从这些资料分析，可看出三个问题：
　　第一，从这15处造像时间看，除江苏南京甘家高场出土的堆塑陶罐佛像是吴赤乌四年，为江南地区现存最早的一件佛教艺术品以外，其余多系公元260—296年这三十多年时间里的佛造像。由此可知谷仓罐佛造像开始出现于三国初，至三国后期才逐渐兴起的。它的出现是在窄融祠佛之后[2]，这是符台佛教艺术发展过程的。
　　众所周知，先有佛教，后有佛像。佛教传入我国当在两汉之际，而佛寺佛像兴建在我国正史上第一次明确记载的是笮融祠佛。在江南，据浙江方志记载，浙江省内佛寺兴建不比笮融祠佛晚。如《光绪仙居志》卷二十三寺观·大兴寺条记载：“东汉兴平元年(194)建，初名石头禅院。”据1987年编的《仙居县志》概述中提及兴平元年建造的“石头禅院”遗址，于1985年发现在今杨府乡石牛村。可信旧志所载属实。又如《嘉定赤城志》卷二十八寺观·黄岩条记载：广化院、广孝院、多福院，均在吴赤乌中建，演教院在吴赤乌二年（239）建。另据《黄岩县志》载：宝轮寺在县南鸡笼山，吴赤乌中建。《赤城志》卷二十八寺观·天台条载：兴教院、资福院，均创建于吴赤乌二年(239)。净安院先是翠屏庵，吴赤乌中有周禅师居此。又《乾隆绍兴府志》载：诸暨大雄寺《万历志》吴赤乌年间建；上省教寺《隆庆诸暨县志》吴赤乌三年(240)建。同书还载：嵊县广爱寺，吴赤乌二年(239)建，号德正院。据1989年编的《嵊县志》记载：三国吴赤乌二年，三界地区建有广爱寺，佛教始兴(按：三界是东汉、三国吴设置的始宁县县治所在地。故始宁县成为谷仓罐佛像的集中产地)。《乾隆绍兴府志》还载：新昌兴善寺《嘉泰志》晋太康十一年(应为太熙元年(290))西域僧幽闲卜筑于此，号新建寺。山阴大庆尼寺西晋永康元年(300)建，名灵宝寺。再如《道光宁波府志》卷三十三寺观·慈溪条载：普济教寺吴赤乌二年(239)都乡侯阚泽舍宅为寺。又宁波天童寺《延祐四明志》晋永康中(300—301)僧义兴结屋太白山。再如《光绪嘉兴府志》卷十八寺观·海盐条金粟寺吴赤乌中建；又法喜寺《吴地记》旧名通元寺，吴大帝孙权吴夫人舍宅置。再如《光绪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一寺观·临海条延恩寺《台州府志》旧名涌泉，晋太康中(280-289)建。同书卷二百三十四寺观·缙云条广严寺《缙云县志》吴赤乌元年(238)建。以上说明浙江佛教在吴赤乌年间至西晋初已相当流行。谷仓罐佛造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装饰，而是佛教广为传播的产物。
　　第二，从谷仓罐佛造像分布范围看，均在吴地。而集中在浙江、江苏、湖北一线，即长江中下游一带(安徽两处出土点：一在和县，一在当涂，距南京很近；江西一处在瑞昌马头，同沿长江中下游一线)。但在同一时期北方的佛造像却几乎是空白。因此关于佛教在中国流传自北向南的说法，就值得商榷了。
　　第三，从谷仓罐佛像造型看，大都是圆脸、大眼、通肩衣、头部螺状形肉髫，是中印度秣菟罗造像风格，与从“北方丝绸之路”传入的犍陀罗艺术显然有所不同，可见另有途径传入。
　　为什么这一时期的佛像率先在吴地兴起?从何途径传入吴地?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一)孙吴发展海上贸易，开拓西南海上交通，为印度佛教和佛教艺术东传创造了条件。
　　孙吴建国江东，占据长江中下游以南广大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条件，利用北方人民大批南下，以及派遣军队围攻山越，迫使山越人出山定居，从而增加了大量劳动力，并且推广了由北方人民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迅速发展了江南经济。长江南岸、太湖周围、钱塘江流域农业产量大幅度上升，尤其永兴(萧山)、会稽一带，水稻亩产高达米三斛，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地区。手工业如冶铸、煮盐，纺织、制瓷、造船等都很发达。尤以造船业最为突出，能制造长二十余丈，上下五层，可容三千人的大船舶，且航海技术先进，为孙吴建立水师，倡导远航，发展海上贸易，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孙吴沿着汉代开辟的南海—印度洋航线，向西延伸，船从交趾(河内附近)出海，航经北部湾，出南海，过暹罗湾，在马来半岛的克拉地峡登陆，“步行可十余日”，进入缅甸境内的夫甘都卢国。再由缅甸西航，过孟加拉湾，到达印度东南海岸的建志补罗。东汉时还不可能直达，需要转船，所以《汉书·地理志》说，“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到孙吴时则能直接通达印度并远至大秦(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中部)。孙吴以国内的丝绸、铁器、漆器，来换取国外的香药、象牙、珠玉、琉璃、犀角之类的货物，互通有无。由于海上交通发达，孙吴与中亚、西亚，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大秦等国有着政治经济的往来并进行文化交流。印度的佛教和佛教艺术也即是通过这条路线传到中国内地。
　　(二)孙吴重视经营交州，遂使交趾成为全国最大的通商港口，佛教艺术得赖以从交趾传入内地。
　　三国鼎立，孙吴的国力不如曹魏强大，向北不能扩张，只能向东南和西南发展，这就促使孙吴开拓岭南，重视经营交州，先对占据交州的士燮兄弟，进行招抚。士燮治理交趾时注意保境安民，休养生息，并重视结交士人，对北方逃来的学者，厚加优待重用。史称：“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3]交州生产得以发展，经济逐渐繁荣。孙吴利用他们的势力，稳定交州局面，注重发展经济。继而任命重臣吕岱为交州刺史，积极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交州原称交趾，东汉建安八年(203)改称交州，辖南海、苍梧、郁林、台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包括今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大部)。延康元年(220)吕岱为交州刺史，又于公元245—250年间，遣康泰、朱应出使朴邑(越南南部)和扶南(柬埔寨)。当时扶南是介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一个大国。康、朱出使扶南期间，“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康，朱还在扶南会晤了印度使者，进一步发展了与东南亚和印度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同时也扩大了文化交流，从而使交趾成为孙吴对外的最大港口。交趾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加上政治安定，物产富庶，当时一些外国使者、国际商人和传教徒络绎不绝，云集交趾，带来了他们国家的文化。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汉和帝时，天竺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遂绝。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四年(161)，天竺频从日南徼外来献[4]。三国孙权黄武四年(225)，扶南诸外国来献琉璃。黄武五年(226)，大秦商人秦伦来到交趾，由交趾太守吴邈陪送至武昌见孙权。又《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说：“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至上，出入鸣钟磐，备具威仪，笳萧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数十。”这些焚香的胡人当来自印度或西域各国的商人或传教徒，且常有数十，足见其地外商或传教徒之多了。如上所述，当时的交趾不仅是中外政治经济交往的中心，而且也是南北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学术空气非常活跃。正如牟子《理惑论》所说，他在这里“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可见交趾地方儒道佛三教都流行。《理惑论》还讲到：“今沙门被赤布，日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过着严格禁欲的修行生活。张律为交州刺史，“常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道书。” [5]张津以红帕包头，就是信佛的一种表示。身为刺史，带头信佛，那末佛教在当地流行伴有佛像出现，当是很自然的事了。联系康僧会北上建业，“设像行道”的佛像很大可能是从交趾带去的。
　　(三)胡人大量迁徙东南，有力地促进了吴地佛教的传播。
　　胡人是中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各族的泛称。据张华《博物志》卷一《五方人民》载：“西方少阴，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可见胡人的特征与汉人形象有显著的差别。一般分为西域胡人和匈奴胡人两大部分。这里主要指西域胡人。由于汉代陆上丝路畅通，加上三国孙吴继汉代开辟了海上丝路，遂使西域各国胡人因经商或移民而大批迁入中原以及中国内地。究竟胡人何时迁入东南，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从胡俑出土情况看，汉代胡俑主要出土于广西、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广西贵县风流岭西汉墓出土的一件铜胡俑，“为一络须老者，戴冠，身着长袍，披甲。高鼻、深目。两眼正视，面目端庄朴实，双腿跽坐，双手置于胸前，似原有物。袍、甲上残留有涂朱痕迹。” [6]广州地区西汉晚期和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陶胡俑，“均裸体不穿衣，深目高鼻，束发或头上缠巾，有男性也有女性，一般都作屈膝跪坐或箕踞蹲坐的姿势，头上托一灯盘。” [7]浙江上虞县隐岭汉墓出土的黑釉胡俑头，深目高鼻，络腮胡须，头戴尖顶帽。江苏徐州十里铺东汉墓出土的陶胡俑，头戴尖顶帽，深目高鼻，坐姿，全身涂朱；沂南画像石刻中亦有类似的形象[8]。江苏连云港市孔望山东汉晚期摩崖造像中有许多头戴尖顶垂翅帽和深目、高鼻、手中持物、表演乐舞杂技的胡人形象[9]。镇江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东汉晚期五管壶上有表演杂技的胡人像。近年云南大理一座东汉熹平年间的砖室墓出土陶质吹萧的胡俑及陶莲花7件，很能说明问题。其胡俑造型为尖顶帽，窄长脸，高鼻大眼，跏趺坐，双手把长萧，作吹奏状，出土时周身涂有朱色。与江苏徐州十里铺出土的胡俑极为相似[10]。根据他们面部特征、姿态和帽饰等情况判断属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当来自印度一带。大理是古永昌郡故地，是蜀、身毒道的要冲，也是古代中国陆上通往南亚、印度、西亚及欧洲的关隘门户。因地近印度，很早以来就与缅甸、印度有经济文化的往来。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县属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越、裸仆、身毒之民。”其中●越、身毒等人，就是缅甸和印度人。可见他们在永昌郡人数不少，而且巳成为永昌郡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使我们要有理由相信这7件胡俑确属印度人。他们来自佛教发源和盛行的国家，受佛教文化的熏陶，他们本身就是佛教的载体和传播者。加上莲花为伴，莲花是佛教的象征物，这就更加清楚表明他们进行着传教活动。公元二世纪后佛教经他们沿着蜀、身毒古道进入永昌郡，然后进入中国内地是完全有可能的。再联系江苏徐州十里铺出土的胡俑与这7件胡俑极为相似，亦应属印度人。而沂南画像石刻亦有类似形象，则亦有可能属印度人。这样就有可能形成佛教和佛教艺术从永昌郡传入，经长江中下游而北上达苏北、鲁南的一条途径。三国西晋时期，胡俑则比较集中见于青瓷谷仓罐上，主要在江浙地区出土，尤以苏南、浙东北最为密集。但亦像喇叭形地向外辐射扩散。表明了东汉末年三国西晋时期，胡人迁往东南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这一时期正是大月氏在中亚建立贵霜王国的强盛时期(约公元一世纪中叶——三世纪末)，地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大部分领土。大月氏人皈依佛教。印度的佛教通过贵霜王国和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犍陀罗与秣菟罗艺术，得到迅速发展，并且不断传播到西域各国，然后再传播到中国内地。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受战乱影响，社会经济衰退，而南方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加上孙吴实行开放政策，对外国商人入境和外国向孙吴移民，基本上都没有限制。这就吸引着西域各国胡人大量往东南沿海地区迁徙。尤其是西域各国那些传教徒、艺人和商人，他们东来对佛教传播起着主要媒介作用。东汉末年最早来中国内地传教的，安息国有名僧安清(字世高)和安玄。安世高因避乱到江南传教，辗转至会稽，最后死于会稽，他传授门徒很多影响较大。安玄是一个周游各国的商人兼佛教徒，足迹亦遍于各地。
　　大月氏最早向中国传入佛教的著名传教徒是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支亮和支谦，合称“三支”，在当时被认为最有学问的人。尤其支谦所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中描述佛陀长相有“三十二相”，其中“躯体金色，顶有肉髻，其发绀青，眉间白毫，顶出日光，……”最早提出了佛陀形象问题，开佛教艺术之先声。
　　康居国来中国内地译经传教的名僧有康孟祥、康僧铠、康僧会等，他们译出了不少大乘佛典。
　　至于南方北上译经传教的还有天竺僧人维祗难和竺将炎，他俩于吴大帝黄武三年(224)到武昌译《法句经》二卷。这一时期印度等国僧侣来中国传教译经的很多，他们往往同时携带佛经和佛像。而中国往印度等国取经的僧侣也不少。这就有力地促进了东南地区佛教的传播。
　　(四)孙吴最高统治者尊崇宗教，支持佛教，以致佛教在吴地得以自由传播，广泛流行。
　　孙权一向迷信神仙，晚年更甚。《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在“太元元年(251)夏五月”有这样一段记载；“初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周旋民间，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又有一婢，名纺绩。是月，遣中书郎李崇赍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表随崇俱出，与崇及所在郡守令长谈论，崇等无以易。所历山川，辄遗婢与其神相闻。秋七月，崇与表至。权于苍龙门外为立第舍，数使近臣赍酒食往。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验。”孙权竟向一个民间神巫授以“将军”和“王”的封号，为他在宫门外建立“第舍”，还常派人送去酒食，并问水旱之事，可见他迷信之深重了。而佛教开始传入我国内地时，往往依附于黄老神仙方术，自然得到孙权信奉。正是在孙权尊崇和支持下，王公大臣和地方官吏也支持佛教，遂使许多传教徒南下或北上武昌、建业等地，得以长驻自由传教。如支谦由洛阳南下武昌来到建业传教，因他博学多才，时人称为智囊。孙权便拜他为博士。他居建业二十五年，译出了众多的大乘佛经，也有一些小乘佛经，闻名于世。有很大影响的康僧会则从交趾北上建业译经传教，得到孙权信任和支持，一直居建业三十三年，孙权帮他建立塔寺，“以始有佛寺，故号为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明初文学家宋濂《太平万寿寺记》也提到；当吴之时，佛法虽至中国，大江以南，尚无佛寺。赤乌中，康居沙门僧会为吴大帝祈获释迦文佛真身舍利，始创三寺：一为金陵之保宁，一为太平之万寿，其一即海盐之金粟也。史称江南有佛寺之始（实则更早，如前所述)。也就在此时，曹不兴根据康僧会的佛像，绘制佛画，史称曹不兴为“佛画之祖”。而且佛教艺术还扩大渗透到陶瓷制作装饰上，从而兴起了谷仓罐上的佛造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早期佛教造像在南方传播主要途径有这样几条；由中印度通过交趾传入，行经广西、湖南至湖北武昌，沿长江东下建业而至吴(县)、会（稽）；或由中印度经缅甸，再经过所谓“西南丝绸之路”，进云南，入四川，沿长江东下建业而至吴、会，然后北上镇江、广陵(扬州)而达苏北、鲁南；此外，从临海市涌泉区红光镇下百岩村发现青瓷魂瓶肩上佛像，与府志记载延恩寺，旧名涌泉(在今临海市涌泉区)晋太康中建这一史实，正好相印证。因该地近古镇章安，为章安佛教的传入，提供了确切的史料和实物根据。章安地处临海的灵江和黄岩的澄江两水合流的出海口，是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所置回浦县的县治所在地，又是汉会稽郡东部都尉治所。东汉光武帝改回浦为章安县，章安仍为县治所在。三国吴大帝分章安永宁置临海县，治所仍在章安。吴少帝太平二年(257)以会稽郡东部置临海郡，领县六：章安、临海、南始平、永宁、松阳、安阳，郡治亦仍为章安。直至隋文帝废郡改临海县，于开皇十一年(591)置临海镇于大固山，始移其县于镇。章安作为县治、郡治，经历了670多年，可见章安是东汉以来三国西晋时期浙江东南沿海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浙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临海县志稿》卷五《建置桥梁·赤栏桥(章安桥)》条云：“章安古名郡，晋代衣冠扬。东西列街市，高桥跨中央，湾环互轻舸，浦溆会经商。赤栏扶左右，凭眺雄南方。……灵水汇其趾，海门峙其旁。潮头送诸舶，入境●千樯。……”孙吴在当时的临海郡的横屿、建安的候官，都建有大型的造船场。浙闽一带航船舶章安，北可上会稽、扬州、辽东、高丽，南可下海南交广、南亚，航海极一时之盛。再联系方志记载赤乌年间台州佛寺兴建情况，当时浙江境内有寺院十六所，而台州就占有九所(天台三所，黄岩五所，仙居一所)。足见台州自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佛教流行之盛了。因此说明佛教和教佛艺术从浙江东南沿海传入，特别从台州章安进入长江流域的另一种可能性。
　　注释：
　　[1]三国西晋时期谷仓罐佛像出土点在东南地区36处，分布在：江苏14，浙江15，安徽2，江西1，湖北2，地点失考2。其中有纪年的，计15处：江苏南京甘家高场吴赤乌四年(241)陶谷仓罐；浙江绍兴吴永安三年(260)青瓷谷仓罐；浙江嵊县浦口镇大塘岭吴永安六年(263)青瓷三足●铺兽之间盘坐佛像；江苏南京市赵士冈七号墓吴凤凰二年(273)釉陶谷仓罐；江苏江宁县上坊吴天册元年(275)青瓷谷仓罐；江苏金坛县白塔吴天玺元年(276)青瓷谷仓罐；浙江上虞县江山乡吴天纪元年(277)青瓷谷仓罐，浙江慈溪市鸣鹤乡西晋太康元年(280)青瓷谷仓罐；浙江金华市古方西晋太康二年(281)青瓷谷仓罐；江苏扬州胥浦西晋太康七年(286)谷仓罐；浙江杭州市半山西晋太康二年(287)青瓷谷仓罐；浙江平阳县敖江西晋元康元年(291)青瓷谷仓罐；浙江余姚市西晋元康四年(294)青瓷谷仓罐；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元康五年(295)黄釉谷仓罐；浙江湖州市埭溪西晋元康六年(296)青瓷双系罐。此外，浙江临海市涌泉区红光镇下百岩村西晋初年的青瓷魂瓶盖(肩)上佛像(瓶体已破)；湖北武昌莲溪市吴永安五年(262)铜带饰佛像。
　　[2]据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l卷载：“●融祠佛当在汉献帝初平四年(193)至兴平二年(195)之间，地点在徐州下邳(今江苏省西北角一带地方)，是我国正史上第一次明确记载兴建的佛寺、佛像”。198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3]《三国志·吴书·士燮传》。
　　[4]《后汉书·西域传》。
　　[5]《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6]《广西贵县风流岭三十一号汉墓出土铜俑》，《考古》1984年第1期。
　　[7]黎金：《广州的两汉墓葬》，《文物》1961年第2期。
　　[8]《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考古》1966年第2期。
　　[9]《江苏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文物》1981年第7期。
　　[10]李朝真：《云南大理出土胡俑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东南文化》1991年第6期。
　　——原载《杭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