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足北山石刻装饰特征与巴渝市民意识探微
　　□ 肖宇窗 王玉英　《装饰》 2005年第10期
　　内容摘要: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大足作为宋代巴渝市民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其宗教艺术渗透着强烈的世俗化思想意识。
　　关键词:宋代大足石刻装饰特征市民意识表现
　　一、宋代大足石刻装饰特征
　　大足石窟主要由北山和宝顶山石窟组成。
　　北山摩崖造像近万尊,主要为世俗祈佛出资雕刻。这些造像题材在当时民间极为流行,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异于中国前期石窟。
　　其中公元10世纪后期至12世纪中叶的宋代造像题材广泛,数量最多,在全国宋代石窟中首屈一指。其中,尤以观音像最为突出,被誉为“中国观音造像的陈列馆”。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贴近生活,体现了宋代的审美情趣。它没有汉代画像的苍劲古拙,也不具备南北朝造像的巍峨伟岸,更不似唐代造像的雄浑壮丽,它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清丽俊逸,而这种变化又离不开继承与借鉴。在继承传统技巧方面,我们明显地看出,在造像人物的衣褶上,有着从汉代画像流传下来的“曲铁盘丝”般的线条;在菩萨的宝冠和衣饰上有着典型的传统装饰;在大起大落的块面划分上,在浑圆刀法的运用上,仍能看出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如果我们抛弃年代越古越好,规模越大越好的成见,不难看出,宋代石窟艺术不是衰落,而是有所发展。就雕刻精美程度而论,大足北山125号窟数珠手观音造像与136窟(心神车窟)的诸神造像,不仅是大足石刻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二、宋代巴渝市民意识
　　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石窟艺术,表面上看来是相同的神佛世界,其实它反映的人间世界却不尽相同。因此,在探讨某个时代的石刻艺术装饰特征时,必须把它同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联系起来。
　　宋代国力不如盛唐,但它的城市经济却有所发展。宋代巴渝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三个重要表现特征:坊市合一、坊郭户籍的建立和同业行会的形成。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巴渝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他们不断地冲击着“程朱理学”的藩篱,追求着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享受,创造出带有明显商业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是市民阶层“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和市民意识的形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识所“侵蚀”。
　　巴渝市井流行评书,其中有很多突破男女大防的爱情故事。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禅宗原是受中国士大夫青睐的一个宗派,颇有几分“浪漫”气息。到了宋代的巴渝,这种“浪漫”气息更浓了:出现了许多和世俗人们一样吟诗作画的和尚。寺院的“俗讲”不再仅仅是宣扬佛法,更多的还是假托经文,讲述世俗故事和历史故事。这种改变多半是迎合市民阶层的需要,以便招徕听众。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大足作为宋代巴渝市民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寺庙中的一些和尚在商品经济冲击和利益的驱动下,无法稳坐禅床,也直接参与到商业活动之中。有的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杀猪房,经营猪肉生意;有的则成了闻名一方、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有的酗酒斗殴;有的游手好闲。
　　重庆得名于1189年,南宋当时的民俗活动之一便是斗蟋蟀,上至达官贵人,下到仕农工商,贩夫走卒,无不乐此不疲,终于演成如民间流传的济公斗蟋蟀故事所描述的那样:官府征集民间的善斗蟋蟀进贡朝廷,竟弄出庶民百姓家破人亡的惨剧。南宋词人姜夔、张等均为“促织儿”写过惟妙惟肖的词作,宋光宗赵淳由恭王继登大宝,重庆是其“发迹”的福地。现在,巴渝民间还流传有“南宋巴渝喜促织,八百年后无人识。戏看济公斗蟋蟀,民俗腐化悔也迟”的诗句。济公斗蟋蟀的故事正是一个受市民思想意识影响的“浪漫”典型。只是历史无情,斗蟋蟀这一民俗在今天的巴渝大地却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三、市民意识在石刻艺术中的表现
　　1. 人像与佛像的关系有所变化
　　宋代石窟也渗透着宋代市民的思想意识。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人与神的关系问题上。雕刻石匠在可能的情况下,相对地强调人的地位,降低了神的威严。
　　普贤菩萨
　　南北朝和唐代的龛窟,往往规模宏大、庄严肃穆,多凿造三世佛、一佛二菩萨。那种佛如南面王的布局,实际上是把人间的封建君主与臣僚的关系搬演到了佛国净土。在造型方面,佛、菩萨的体量比真人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凡间的芸芸众生则塑造得较小,甚至丑化得像侏儒。宋代因国力较弱,石窟的规模要小得多,佛、菩萨的体量与真人的比例差有所减小。大足北山有些龛窟中,供养人仅比菩萨像略小一些。
　　2. 佛教造像明显世俗化
　　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影响还表现在神的世俗化方面。我们知道,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上帝。镌刻匠人在造像的时候,固然有粉本为据,但那只是大体上符合“仪轨”,而要造出活灵活现的神像来,还得观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并从中提炼出人物的造型素材。因此,宋代市民阶层的人物形象必然假借镌刻匠人之手再现出来。这种形象带有几分“浪漫”气息,是宋代以前的造像所没有的。
　　宋人最爱雕塑罗汉和观音。巴渝地区宋代寺庙里的罗汉堂,都有写实性极强、栩栩如生的罗汉造像。这种像的神态、姿势俨如世俗之人,并带有浓郁的“浪漫”味。大足北山只有晚唐时期的罗汉像,一个个神情呆板,面目相似,不足取。北山的宋代观音造像特别多,技巧之高、造型之美,令人叹为观止。按照“菩萨低眉、金刚怒目”的造型原则,观音造像应是宽颐广额,慈眉善目,这必然会束缚镌刻匠人手脚,致使造像雷同。北山的观音造像则不然,它们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菩萨低眉”的慈悲面孔,而是各具情态:或雍容华贵,或妩媚秀丽,或文雅俊逸,或神态安闲。最为典型的还是北山125龛的数珠手观音。那是个小龛,它不凿岩上部、中部以显示尊严,偏偏凿在最下部,降低了其威严。这尊雕像,不是雕成普通的立像,而是斜倚身体,头戴花冠,发丝垂肩;头向左侧低俯,目光下视,含颦欲笑;右手轻拈一数珠串,左手握抚扼右腕,交叉于腹前,身段窈窕,体态轻盈,显得悠闲自若;袒胸露臂,衣裙飘拂,颇有静中寓动、“吴带当风”之趣,分明是天仙下凡的姿态。整个神态天真腼腆,幽思含情,容貌俏丽妩媚,她不是冷漠地注视人间的神,而是有思想、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当地人给她起了个绰号——“媚态观音”,这个“大不敬”的绰号无意间对她的身份作了人的肯定、神的否定。
　　正如禅宗带来了否定佛教自身的危险一样,强调了人性的神,按照市民阶层的审美观来雕塑的神,也带来了否定菩萨的危险。
　　佛教于宋代走向了衰落,佛教艺术也因宋代佛教的不景气、国力的削弱而衰落。宋代产生的“媚态观音”之类的“浪漫”造像,也是促成佛教艺术衰落的原因之一,但这种所谓的衰落是指佛教艺术而言。在虔诚的佛门弟子看来,“媚态观音”完全是失败的作品;因为它没有“大慈大悲”的仪容,不能引起善男信女们的敬仰。但是,从雕塑艺术的角度来看,“媚态观音”又是极其成功的杰作。因为它塑造了宋代巴渝地区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物,塑造了渗透着宋代巴渝市民思想意识的妇女形象。因此,我们讲衰落是指宗教艺术在宋代的衰落,而宋代石窟作为雕塑艺术所表现出来的价值,绝不是衰落,而是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它上承汉代画像石到隋唐以来的石窟艺术民族传统,下启明、清两代雕塑作品(包括石雕、木雕、竹雕等)的创造。
　　3. 雕刻艺人走向艺术表现的前台
　　宋代石窟强调了人的地位,这可以从镌刻匠人的题名上表现出来。宋以前的镌刻匠人和泥塑匠人绝大多数不可考。同在大足县境内,唐、五代的龛窟中没有发现镌刻匠人姓名,惟独在宋代龛窟中有了伏元俊、伏小六、伏小八等21个镌刻匠人的留名。为什么到了宋代才出现镌刻匠人的题名呢?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优秀的工匠们开始在自己作坊生产的成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方面是负责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工匠们社会地位的提高。宋代雕刻大师受到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影响(有的本身就是市民阶层的一员),他们认识到出钱的施主既然都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神圣的龛窟上,那么,出力的镌刻匠人把自己的姓名刻上去就算不得“僭越”了。
　　数珠手观音
　　参考文献:
　　①龙建国:“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艺术商品化”,《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3。/②黎方银:“试论大足宋代石窟的文化基础”,《社会科学研究》,1996.1。/③钟惠芳:“幢考”,《民族艺术研究》,1999.5。/④胡有源:“宋代大足石刻的魅力”,《文史杂志》,2000.2。
　　肖宇窗/王玉英重庆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