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水古石刻雕艺精湛

　　陇原古迹秀，合水石刻多。自汉明帝永平三年（60年）佛教传入中国后，先民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技艺，开凿了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宝顶山石窟、北石窟等闻名于世的佛教造像艺术宝库。而单就圆雕单体石造像而言，则合水独占鳌头。县博物馆已收藏历代各类古石刻500余件，其中单体石造像200余尊。合水古石刻具有4个特征：一是数量多；二是种类全；三是时代延续；四是品位高。

　　一、南北朝时期

　　我国佛教造像艺术是从南北朝开始兴起的。北魏时期，道武帝拓跋 、太武帝拓跋焘、孝文帝拓跋宏、文成帝拓跋睿、宣武帝元恪、孝明帝元诩等，崇拜佛法，上效下应，一时兴窟造像之风兴起，造就了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北石窟等许多大型石窟。县博物馆收藏北魏造像碑6方，佛龛1个，单体石造像4尊，成为单体造像的早期作品。

　　老城镇全家巷出土的莲瓣形造像碑，龛楣上雕造7个拱形小龛，内各造坐佛1尊。莲形大龛内造交脚菩萨、二胁侍和二卧狮。主尊弥勒菩萨相，头戴低蔓冠，面相方圆，帔帛绕肩过臂下垂，手施无畏与愿印。二胁侍分立两侧，菩萨相，披天衣，佩璎珞，下穿裙，跣足并立。二卧狮蹲踞龛侧。该碑构图严谨，雕刻细腻，形象生动，堪称稀世珍宝。

　　店子长宗寺出土的自然形造像碑，采用剔地起突法雕造一佛二供寿菩萨和二卧狮。三尊造像面相方圆丰满，衣褶平行细密。二卧狮蹲踞龛侧，回首注视主尊（图三十七）。

　　太莪老庄寺出土的造像碑，倒瓶形，高70厘米。该碑采用剔地起突法雕造一交脚菩萨，表情慈祥和蔼，姿态丰硕俊美，通体色彩调和古朴，具有一定的观尝性。

　　二、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全国各地寺院林立，僧侣遍地，翻译佛经种类繁多，所雕造像十分完美。

　　太莪凤凰寺7尊石造像，具有盛唐“佛如帝王，菩萨似宫娃”的造像特征。每一尊造像均给人“丰姿多态，肥胖俊美，宽衣博带，曹衣出水”的艺术美（图三十八）。

　　店子长崇寺出土的石雕造像塔，平面正方形，每层每面各造一拱形浅龛，内造坐佛1尊。层层均出塔檐，整体庄穆严肃。

　　三、宋金时期

　　宋金时期，佛教在我国更为流行，相当普及。县博物馆收藏的古石刻，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由于受“天上即人间，神仙如凡人”习俗的影响，所雕造像完全汉化，胖瘦适中，眉目俊秀，和蔼可亲，给人以可信、可靠、可亲、可敬的感受（图三十九）。

　　（1）太莪老庄寺出土的4尊石造像是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的成功作品。题有纪年题记的束腰莲座的腰部，辟有一钵形龛，内造一力士负重，形象十分生动。佛像面部椭圆，眉间有白毫相，细眉长目，嘴角透出微笑，披通肩大衣，下穿裙，手施说法印或禅定印，结跏跌坐。二弟子石立像，阿难幼稚聪慧，端立聆听；迦叶向右歪着头颅，似在深思，额皱横生，老成持重（图四十）。

　　（2）板桥孙家嘴出土的一佛二菩萨，是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前的佛教珍品。三尊石造像通体施彩，装饰华丽。主尊阿弥陀佛面相长圆饱满，身着团花描金袈裟，手施禅定印，结跏跌坐；观音和大势至体残，结跏跌坐于仰覆莲花座上。三像宝莲座的束腰部，均雕四伎乐天，所见乐器有竖琴、琵琶、箜篌、管龠、筝、笛、鼓、钹等，是研究北宋古乐的珍贵资料。

　　（3）固城丈八寺出土的丈八佛石坐像，高3.84米，大刀阔斧，粗犷敦厚，威武肃穆，别有情趣。

　　（4）蒿嘴铺贾沟圈出土的三尊佛石坐像，通高2.92米。三佛高螺髻，面相长圆丰满，身披通肩大衣，下穿裙，手施禅定印，或说法印，或指地印，结跏跌坐。宝座均雕四力士负重，二白象行走，形象生动逼真。

　　（5）段家集王庄出土的观音彩绘石坐像呈右舒相，头戴花蔓化佛冠，宝缯脑后打结下垂披肩，面相长圆俊美，细眉长目，披天衣，佩璎珞，裙带的蝴蝶结厚重宽大，褶纹自如，排列有序，质感性强，披帛绕肩弓起顺臂而下，绕肘后向外飘扬（图四十一）。

　　（6）太白石宫寺出土的三佛一菩萨二胁侍石造像，清瘦俊美。三佛造型相同，螺髻，面相长圆清秀，右袒袈裟，结跏跌坐束腰莲座上，手施禅定印，或说法印，或施与印。一菩萨为舒相观音石坐像，头部佚失，披轻纱天衣，袒胸，佩璎珞，臂钏，右舒相坐于平台，衣褶疏密有致，繁而不乱。二胁侍石立像一执如意，一抱经卷，通体施彩，丰姿夺目。

　　（7）杨坪庙山寺三尊佛石坐像十分完整。冠状高螺髻显得法力深厚，面相长圆，细眉长目，披右袒袈裟，结跏跌坐，手施禅宝印、捧钵印和说法印。比例适中，清瘦英俊。

　　（8）板桥清凉寺9尊石造像具有太白安定寺石窟同类造像的时代特征，应是金大定年间的作品。4尊佛石坐像大小相同，庄严肃穆，可亲可近。菩萨佚头，身躯完整，胁侍高1.51米，呈男相，躯体健美，雕造很成功。四弟子完整的2尊，其它均缺头部。迦叶额宽苍老，阿难稚嫩天真。

　　（9）吉岘佛洞佛石坐像，通高2.82米，通体施以重彩，颜面敷金，螺髻，面相长圆，细眉长目，披通肩大衣，下着裙，手施禅定印，结跏跌坐。五层须弥座腰部雕造二力士，肩扛负重。力士之间雕出一龛，内造坐佛一尊（图四十二）。

　　(10)建炎四年（1130年）雕造的何家畔麻姑寺石造像，完整的一尊佛石坐像呈水波纹髻，这在县博物馆收藏的石造像中仅此一例。三尊观音石坐像虽缺头部，雕造得却十分优美，每一造像均表现得潇洒自如。其中一像蛟龙缠绕的宝座背面，刊有“建炎四年□月”数字，留下了确切的造像纪年。

　　（11）太白清凉禅院，是金大定四年（1164年）经朝廷礼部文牒批准修建的官办寺院，被誉为子午岭山区的“少林寺”。该寺原存石像60余尊，多毁于“文革”之中，现存石像13尊。（11尊尚缺头部）。出土庙碑2通，其中大定四年所刊的“凉禅院”碑，极为珍贵，碑高192厘米，宽91厘米，碑文分上下2层。上层刊尚书礼部文牒：“尚书礼部牒/刊尚书礼部牒/谨庆阳府合水县会□院义照□□/来在奉县将相乡周宋庄修盖刹住/□□已纳诜合□□数方□清凉禅院/给到公牒合众/回牒先行倒换毕/牒奉/可特赐清凉禅院□□准/故牒（刊一九宫篆官印）/大定四年陆月拾□日□□之上□升□□佛宫/奉议大夫正堂员外郎刘/朝散大夫行员外郎李/宣武将军□□耶律/郭（刊一竖向长方形九宫篆官印）”。下部一层字迹较小，记述了修建经过和寺院规模。该寺出土石刻经幢一座，由四狮基座，仰莲座，八面体幢身，二层仿木四面坡檐顶，金瓜、兽面柱、塔刹组在，通高4.24米。珍贵的是，幢文以汉梵文对照刊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12）蒿嘴铺泰山庙出土石造像7尊，造像碑1方和石经幢1件。一佛四菩萨一弟子均失头部，幸喜阿难石立像保存完整，雕造十分细致。小型经幢呈八面体，高18厘米，幢文十分清晰而完整，时间为大金永安四年（1212年即大安四年），内容为发原文。

　　（13）太白唐王坟出土的《唐朝列圣之碑》，通高382厘米，宽112厘米，厚19厘米，所刊碑文由北宋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朝散大夫给事中知制诰充史馆修撰欧阳修撰写。欧阳修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他将碑文撰成后，于金明昌二年（1191年）刊石。该碑高大宏伟，内容详尽，珍贵之处有三：一是列出了唐代21代皇帝名讳、遗子、在位、灵址；二是刊出了《唐宣赐薛王庄记遗址，为寻找薛王庄提供了线索；三是刊出了《唐李氏薛王房世系图序》，为研究唐李氏薛王房的世系提供了资料。

　　金代佛教石经幢，合水境内发现10座。分别为泰和四年（1204年）、大定七年（1167年）、大定十五年（1175年）、明昌五年（1196年）、永安四年（1212年）所雕造。其中太白清凉禅院泰和四年经幢最为珍贵。

　　四、元明清时期

　　县博物馆收藏元代佛教石造像2尊和墓碑1通。老城镇何家园出土的佛坐像头大体小，比例失调，雕作粗造。板桥常家嘴出土的《孟逸墓碑》刊刻精细，用笔苍劲。所载孟逸生平与史书记载相同，唯孟逸的逸不是懿，纠正了史书记载的讹误。

　　明清时期，佛教已进入了衰弱期，石雕造像远远不如前代精美，不过店子福缘寺出土的三尊石造像却十分成功。主尊释迦牟尼佛比例适中，衣褶流畅，形象慈祥，仍不失宋金时期造像的基本特征。佛背留有“佛主/弘治十五年（1502年）六月/初二”纪年题记。同时出土的1通庙碑的纪年是：“正德七年（1512年）八月初九日立”，说明造像10年后重修了佛寺（图四十三）。

　　清末未见佛教石造像。县博物馆收藏这一时期的石造像为道教内容。这些从太白蚂蚁沟、米粮沟搬回的石造像，大刀阔斧，显得粗糙，但形象十分逼真，其中龙王石坐像、龟相和蟹将石立像很有观赏性。

　　明清碑碣，合水境内发现100多通，其中《重修太白镇三官殿碑记》通高4.12米，宏伟壮观。《新建太阳庙碑记》记述了许多佚失的古老节日，是研究合水民俗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明清动物石刻品种繁多，形象生动，很有观赏性。老城镇关帝庙石狮高1.75米，很有气魄。板桥张吉墓运回的石马与真马相同，气势宏伟。合水古石刻始于北魏，起步较早，在古石刻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历经隋、唐、宋、金、元、明、清久而不衰，绵亘千年之久，且留有许多纪念题记，内涵极为丰富（寇正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