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钟乍动风景忆当初——《枫桥夜泊》写作年代考及其他

　　柯继承[1]

　　摘要：本文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和通过长时期的实地考察，对“霜”、“月”、“乌”、“枫”等自然景物间内在联系的探索及相关的天文历法分析，考证了张继创作《枫桥夜泊》诗的历史背景、写作年代，并分析了《枫桥夜泊》之所以具有令人痴迷魅力的艺术原因、相关元素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张继枫桥夜泊写作年代考证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唐·张继

　　张继《枫桥夜泊》诗，历来脍炙人口。但自宋代欧阳修以一朝文坛领袖，首发其难，指“夜半钟”为语病后，笔讼纷纭，莫衷一是。然而，细究诸种论辩，也只局限于地名、古迹、版本上的探讨，而疏忽了诗中所提到的诸如“霜”、“月”、“乌”、“枫”等自然景物间的内在联系，更忽视了对本诗写作年代的考证。其实，所有这些，对于进一步赏析本诗，恰恰是至为重要的。

　　一、霜、露及“霜满天”探微

　　张继写这首诗的当夜，是否真的见到了霜？

　　答曰：没有。

　　古人对霜、露的形成，并无科学的认识，文学作品中，对霜、露的表意更是含糊。但是，《诗经·蒹葭》中说“白露为霜”，《楚辞·九辩》中也讲“霜露惨惨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济”。说明人们早就注意霜与露的关系，到了后代诗人笔下，霜、露的描述就更见其多：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三国·曹丕《燕歌行》）

　　“露色已成霜，梧楸欲半黄。”（南朝·梁·鲍泉《秋日》）

　　“凉风八月露为霜，日夜孤帆入帝乡。”（唐·王泠然《汴堤柳》）

　　“新月知秋露，繁星泯夜霜。登高今夕事，九九是天长。”（唐·僧广宣联句）

　　显然：

　　1、古人误认为霜、露是从天而降的。

　　2、古代文人通常用霜露形容秋夜肃杀景色。

　　3、古代文人写霜或露，无非喻清冷而已，所谓“露重霜浓”，并不截然将霜与露分开。（宋代苏轼《后赤壁赋》写农历十月十五日的赤壁景象：“霜露既降，木叶尽脱”，霜乎？露乎？）

　　此外，古人又常用“霜”来指代月色。

　　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空里流霜不觉飞，江上白沙看不见”，流霜即指月光。秋冬之时，见一轮冷月，“月色如霜”之感不禁油然而生矣。

　　霜与月确有不解之缘。张继的好友、诗人皇甫冉《途中送权曎》就有“山晚云和雪，汀寒月照霜”之句。宋代张耒《夜坐》诗亦云“庭户无人秋月明，夜霜欲落气先清，梧桐真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诗人不说寒露已下，而说秋月之下，夜霜欲落，是借景物而抒情，浮想联翩，深化了意境。

　　张继诗首句“月落”与“霜满天”亦当作如是观。“霜满天”，只是作者的一种联想，是落月与寒冷之感在他笔下的一种主观反映。（客观上，江南水乡秋夜，随着温降，空气湿度增大，自有潮湿阴冷之感）。它还不能确切表明是寒露还是浓霜。科学告诉我们：霜与露都是空气中的水汽凝结而成的，它们不是从天上降下的，它们与雨雪不同，人们只见过满天飞雪，何来满天之霜？其次，秋霜一般都是在后半夜出现的，而江南之秋霜，只能在凌晨4-7点时才形成。（原因：秋天天气虽已变冷，气温、地温还不是很低，比结霜温度还高得多，这就需要在夜间有长时间的辐射冷却，才能达到结霜温度。详见《江苏气候志》和《中国气候》，下同）而秋夜景色，诗人又多借“霜月”来抒情写意。唐代李商隐《霜月》诗云：“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青女，主管霜雪之神，素娥即嫦娥。霜神和月神在长空比美，烘托出清冷幽寂的秋夜，正是一种写意手法。张继既然写的是半夜之霜月，且可断作写意，那么，诗中的“霜”只是寒气弥漫，寒露沾湿之感，为后面的进一步描述和抒情作铺垫，绝不是真的见到了“霜”。

　　二、古人心目中的“乌”

　　“月落乌啼霜满天”句中的“乌啼”，有人解释为“乌在啼叫”，也有人把它视作山名，意谓“月亮朝乌啼山那个方位落下”，这样，就使人对诗的语义产生了歧解。

　　“乌啼”真的是一座山吗？

　　非也。

　　无论是在苏州城西寒山寺还是在与其相距一里（500米）之遥的枫桥，引颈西望，远处（略偏南5度左右）确有一座山，叫做岝?山（俗称狮子山），将“乌啼”释作山名者，声称此岝?山即乌啼山（一作“愁眠山”）这显然是穿凿附会！

　　我们且不说唐、宋的苏州地方志中，根本没有“乌啼山”、“愁眠山”的记载；也不论将“乌啼”释作山名就语法诗律上来讲，是多么别扭（月落对江枫，乌啼对渔火，都是主谓结构对偏正结构，两两相对，颇为自然；若将“月落乌啼”视作动宾词组，则与下句偏正结构的“江枫渔火”就不切对了。）我们只需实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月落于乌啼山”之说是多么的荒唐！

　　在苏州古城西面的寒山寺、枫桥一带，秋季见到的夜半沉月，并不是在正西方下落的，也不是在西偏南5度左右的岝?山（狮子山）那个方位下落的，而是在西偏南15度以外的方位上沉落的。朝那个方向望去，一马平川，根本没有什么山！三百年前的毛先舒在《诗辩诋》中说：“后人因张继诗，始山名愁眠”，此“后人”是个“好事者”，为了附会张继诗，不顾吴地半夜秋月下落的方位，想当然地指西方岝?山为愁眠山、乌啼山。而近现代一些研究者，拾此牙慧，穷思竭虑，力图“考”出个纯属子虚乌有的“乌啼山”，岂不是缘木求鱼、海底捞月？

　　“乌啼”既然不是山名，其义当指“乌在啼叫”，那么，“月落”又为什么“乌啼”呢？

　　原来“乌”作为鸟类，它分布广、数量多，活动能力又强。古人对乌这种飞禽，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乌”有多种，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不仅有慈乌、乌鸦之分，还把喜鹊也归之于“乌属”（飞驳乌），这种分类颇有见地，现代动物学上，乌和喜鹊均归作鸦科。

　　当然，古代文人笔下的“乌”，还是一定范围内的指称，一般多指“慈乌”（有时亦指乌鸦）慈乌又名慈鸦、孝乌。慈乌善啼，唐代文人刘禹锡就说过，慈乌“多群飞作鸦鸦声”，尤其在寒夜，声音凄楚，故又称作“寒鸦”。

　　深夜，万籁俱寂，只有月光的强弱变化，才显示出动态，月光的变化惊动了鸟类，所谓“乌鹊惊月”，三国时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唐代耿??《送高少府》：“古塞草青宜牧马，春城月暗好啼乌”，宋代苏轼《寒食未明至湖上》：“城头月落尚啼乌”，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云：“明月别枝惊鹊”，都是明证。

　　月上，月下，光线的变化，惊动了“乌鹊”之类，是合乎逻辑的。唐僧怀浦《初冬旅舍早怀》诗云：“月没栖乌动，霜晴冻叶飞”，慈乌受惊而啼（啼从“动”字化出），这可作“月落乌啼”的注脚。

　　尽管古人也有把乌啼视为吉兆（如作琴操《乌夜啼》的何晏之女），但一般还是对乌啼感到厌恶的居多。乌毛色纯黑，啼声粗劣，凄厉、单调，聒噪不停，尤其是它常在行将死亡的动物周围盘旋啼叫（近年已有人证实，乌之所以常出现在濒临死亡的动物周围，是因为动物临死时会释放出一种特殊气味，乌对这种气味很敏感）。因此，人们常把乌啼与凄惨之景和不祥之兆联在一起，诗人运用这种形象化表达方法的更是屡见不鲜。例如，唐代罗虬的《比红诗》云：“欲知此恨无穷处，长倩城乌夜夜啼”，乌啼完全是用来渲染悲惨忧愁情景的。

　　古代文人多有悲秋情绪，红叶加深秋色，乌啼加重秋声，秋之声色经乌啼红叶的衬托和点缀，倘再加上夕阳或秋月，景致就更凄惨了，极易引起悲秋诗人的共鸣。唐代诗人陶岘《咏秋》诗云“鸦翻枫叶夕阳动”，唐代诗人刘沧《中秋夜玩月》诗也云“中秋明月静天河，乌鸦南飞客恨多”，字里行间，充满悲恨之意。

　　我们可以这样说，“月落乌啼”的意境是深远的。张继这首诗既是他感受的写实，又是他悲秋的写意，两者有机地合于四字半句之中。内涵丰富，含蓄感人。

　　三、析“月落于半夜”——本诗写作日期初探

　　我们讨论了“霜”和“乌”，现在再谈“月”。

　　当然，首先得肯定“夜半钟声”的纪实性。

　　《南史·文学传》中就有“中宵钟鸣”之说。

　　早于张继或张继同时代诗人的作品中，提到“夜半钟”的也不在少数，此处不再罗列。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引陈正敏《遁斋闲览》明确指出寺庙之半夜钟用是常例：“……因问寺僧，皆云：‘分夜钟，曷足怪乎？’”。至清代，郑孝观、魏建功等人更是引用佛教撞钟习俗与记载，并列举大量事实，证明了夜半钟是写实。

　　夜半钟、分夜钟、午夜钟，意义相同，都是指半夜子时之钟声。按干支纪时法，子时，相当于深夜23点到次日凌晨1点这段时间。夜半钟，指夜交“子时”的时候（23点，即夜11点钟）的撞钟声。

　　诗人张继在听见夜半钟时，正逢“月落”，这就明确地表明了时间。

　　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所表明的时间，我们所看到的月相，都是有一定规律的。在北半球，能见到夜月西落的，只能在每月（指农历，下同）的上旬。每月下旬，我们能见到的都是上升的月亮。严格地讲，在秋季半夜，见到的落月只能是新月，至于残月，每月月初出现于东方，日出后，渐为日光所掩，我们只能见到残月上升或当顶的景象，见不到残月的西沉！（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所指新月，包括上弦月；残月包括由盈转亏的下弦月，与天文学上严格意义上的新月、残月略有差别。）

　　张继诗中“月落乌啼”的月，是新月，这毋庸置疑。当代的一些诗选本，在注解本诗时，爱说张继写的是“残月西落”的秋景，这是违反真实的；还有一些文章，无视月落、乌啼、夜半、愁眠间内在联系，把本诗看成是作者次日黎明时追叙一夜来的情景而作，将好端端的特定环境中的一幅山水画，肢解得支离破碎，更属荒唐可笑。

　　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和计算，确认吴地（即姑苏，苏州）八月到十一月半夜（指子时钟声响时）西落的月亮（指各相对后一天来讲，比较接近地平线）只能是在农历初七至初十日几天（八月初十、九月初九、十月初八、十一月初七）。农历八月，吴地才交秋，暑气尚存，按物候来定，算不得秋季，“霜满天”也无从谈起；而农历十一月，已入寒冬，半夜，气温、地温都早已达到结霜温度，月光下，当见得遍地白霜，张继见到的将是“霜满屋”或“霜满地”，与“霜满天”景象大相径庭。因此，既要符合月落于半夜，又要“霜满天”，看来，只有在农历九月或十月，也就是说，本诗只可能写于农历九月（初九）或十月（初八）。

　　同时，根据本诗的情调和表达的主题，根据张继的生平，我们也不难断定，本诗是作于张继考中进士（公元753年）后继而在南方流落的时期内。

　　四、析“枫红与霜打”——本诗写作日期再探

　　在姑苏城外寒山寺一带，唐代究竟有没有“枫”？张继笔下的“江枫”有什么特殊意义？这是个讨论了很久的话题。

　　其实，在我国古代，特别是在文人心目中，“枫”的名与实，都很含糊，即使在今天，“枫”这个指称仍是比较含糊的。“枫树”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秋令叶红，但秋天叶红的却不一定是枫。北京香山红叶，实际上是黄栌树叶；登上北京十三陵的泰陵眺望，山上山下火红火红的，则是柿树；南京栖霞山的秋山红树，确有枫，但还有许多是乌桕。所谓“枫树”本身，其实是泛称。

　　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濬著《植物名实图考》，一面引用《尔雅》的话说枫即是枫香树（枫香树，在现代植物分类学上，属金缕梅科）；一面又说：“江南凡树叶有叉歧者多呼为枫，不尽同类”；然而，吴又把“三角槭”称作“三角枫”。说明即使象吴这样的著名植物学家，何树为枫，何树为槭，概念上也很含糊。不过，吴其濬有一点讲对了，三角枫，确乎是一种槭树，只是他没有讲清，在我们古代文人作品中，“枫”、“槭”也是不分的。

　　据《中国植物志》，凡槭树科植物、落叶种类，在秋季落叶前，叶子均会变为红色。槭树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它分为金钱槭属和槭属两类，单是槭属中的各种乔木或灌木就有二百余种，仅我国就有一百四十种，其种类（包括各种别名、土名）之多，分布之广，枝杆叶形之差异，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详尽的。所有这些种类，俗均称作枫。在现代植物学还远远没有产生之前，很难设想我们的古代诗人们能够分辨它们。

　　可以这样说，古代文人笔下的“枫树”，泛指的就不只是几种树，而是几十种，上百种！新版的《辞海》也指出过：“诗词中‘枫叶荻花’等的枫，为秋令红叶植物的代名词，非专指某一树种而言”，既然如此，“江枫渔火”句中的“江枫”，就很难确定是哪一种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张继眼中的“江枫”是一种霜打后叶子变红了的树（尽管诗中没到提到“红”字）。见红树而发愁，素来是诗人们的比兴手法。“江枫渔火”是张继在月亮行将沉没时见到的最能引起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景致。

　　再者，前文分析到的“九月初九日”，能否见到红树呢？

　　秋树叶红，主要是因为秋霜下，树叶中的花青素不断增加，叶绿素不断减少，花青素遇酸变呈红色，只要某种树叶本身是酸性的，霜打后又不立即脱落，就会变红。张继是看到了红树的，可以想见，当时吴地一定已进入了霜降期，问题是当时吴地霜降日是何月何日。

　　现代气象学家告诉我们，“霜降”（指节气，公历10月23日或24日）以后，黄河流域将自北而南先后有霜，长江流域的苏南地区的初霜日，大多要到11月下旬的第二次大寒潮侵袭时出现。江南的平均初霜日在11月下旬，最早初霜日，也只是出现在11月上旬，而吴地接近东海，“霜天”一般出现在中旬，枫叶需重霜后先转黄，再开始泛红，红叶之日最早也当在公历11月下半月，证之今日，与实际是相吻合的。

　　据竺可桢先生考证，唐代气候比现在温暖，尤其是天宝年间以及以后的一段时期（张继就生活在这一时期），天气非常暖和，例如：公元751年（天宝七年），长安皇宫内的橘树不仅生长良好，而且居然还结了橘子。由此可推断，那时吴地的初霜日当迟于今日，而枫叶之红，也当相应向后推迟。

　　所以，当年张继在苏州看见红树，起码在阳历11月底或12月初，相对农历来讲，无论如何都已是农历九月下半月或更后的日子了。这就排除了农历九月初九见到红树的可能性，也就排除了本诗作于九月初九日的可能性。

　　但农历十月，确乎能见到红树了。

　　根据观察，在农历十月，见月落半夜景象的，是在农历十月初八日（农历十月初九日，夜交子时，肉眼望月，月尚高挂西天，不合“月落”之义；而农历十月初七日，夜，未交子时，月已西没，钟声响时，西天已一团漆黑，也无所谓“月落乌啼”了）附带说一下，此时的月相，形如银钩，但凹面向上微微偏左，如形，而十月上旬，正值蟹讯，半夜河港多捉蟹簖蟹的鱼船，放眼望去，点点渔火，很切本诗所述，由此可定，本诗是写于农历十月初八日无疑。

　　五、“萍流淮海间”——本诗写作日期三探

　　我国的农历历法，由于同时考虑太阳和月亮的运动，把回归年和朔望月并列为制历的基本周期，因而能较准确表明月亮的视运动，这是它的优点。所谓阳历，是以太阳的周年视运动为它的天文依据，采用的基本周期是回归年，它与月亮运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它比较精密，同实际天象符合得较好，因此，用阳历来记录气候、气象等数据就比较科学，而农历置闰月，其所表示的气象误差就较大。

　　但是，根据张继诗中表明的月相，推断出来的时日只能是农历的。前已分析，这个日期当为农历十月初八日。从唐代天宝十二年即公元753年张继考中进士起，到大历十四年即公元779年止（《新唐书·艺文志》载张继大历末殁于洪州任上，诗人刘长卿有吊唁张继的诗，刘死于780年，则张最迟死于779年）。每年农历十月初八日所代表的阳历日期很不一致，早和迟相差达一个月，但这种差别，却为我们考证《枫桥夜泊》的写作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张继字懿孙，襄州（今湖北襄樊市）人，天宝十二年（753年）中进士。天宝十五年（756年）张继以后的密友皇甫冉也中了进士，名列第一，且授无锡尉，而其前，即天宝十四年（755年）冬，安史之乱爆发，从此北方黄河流域战乱达八年之久。在此其间，皇甫冉游宦江淮一带，据张继《春夜皇甫冉欢宴》：“流落时相见，悲欢共此情”来看，这时期，张继也在南方无疑。（据傅璇琮考证，张即在这个时期与皇甫冉相识相知。）

　　大历二年（767年）皇甫冉迁右补阙，张继有六言诗《奉寄皇甫补阙》：“京口情人别久，扬州估客来疏。潮至当阳回去，相思无处通书”。据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考证，张继于大历四、五年间已在洪州（今南昌）任职。皇甫冉《酬张继》诗序云：“懿孙，余之旧好，只役武昌（奉差遣行役武昌），枉六言诗见怀……。”可见，张继洪州任职后，有一阶段被派遣武昌公干（时洪州为江南西道治所）。刘长卿《哭张员外继》诗也可证，张继及其妻均殁于洪州。这样，我们基本上可定张继“浮客了无定，萍流淮海间”（张继《晚次淮阳》）的一段流浪生活，当在安史之乱爆发到大历四、五年赴洪州任职前。张继在苏州还留了另一首诗，这就是《阊门即事》：

　　耕夫召募逐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炊烟？

　　诗中反映了因召募壮丁，吴地农村劳动力锐减，农田荒芜的情景。

　　唐代前期，是通过均田来维系和巩固府兵制的。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土地兼并加剧，赋役繁重，大批农民失地逃亡，使得兵源枯竭。开元十一年（723年）朝廷开始募兵戍卫京师，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又下令各军镇招募壮丁，代替府兵戍边。天宝八年（749年）由于各折冲府无兵可调，府兵制正式废除。安史之乱起，北方连年战乱，国家财经主要靠未直接遭战乱之灾的江淮地区维持，招募壮丁也只能在江淮地区加以实行，这实际上加重了江淮地区农民的负担。这种新负担以及新负担造成的灾难，当然给诗人张继以强烈刺激，《阊门即事》反映的就是这种情景。此类情况固然是安史之乱起就一直存在于江淮地区的，但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还是安史之乱后期及以后的几年。大历年间（766-779），表面上又“天下太平”，呈现大唐一统天下，江淮的此类问题相对来讲也缓和一些。而且，大历年间，张继作为一名官员，担任的又是地位较敏感的职务（如盐铁判官、分掌财务等），显然也不大可能写此类直接抨击政治的诗来。

　　由此可定，张继在吴地并写《枫桥夜泊》诗、《阊门即事》诗的年代，当在公元755年-公元766年之间。

　　前文又析：张继写诗见到了红树，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在吴地，起码得在阳历11月底、12月初。于是，我们反过来又可以推算，在张继流落江淮直至逝世（姑且自张继中进士的753年后算起）究竟有哪几个年头，农历十月初八日代表的阳历日期已是11月底和12月？经查《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农历十月初八所相对的阳历日期，没有一个已达12月，即使达11月下旬的也只有下列表中数年：

　　公元

　　年号

　　十月初八日相对应的公历日期

　　757年

　　（至德二年）

　　11月23日

　　760年

　　（上元元年）

　　11月20日

　　765年

　　（永泰元年）

　　11月25日

　　768年

　　（大历三年）

　　11月21日

　　776年

　　（大历十一年）

　　11月23日

　　779年

　　（大历十四年）

　　11月20日

　　其中最接近12月的是公元757年（至德二年）、公元765年（永泰元年）和公元776年（大历十一年）。公元757年和公元776年的农历十月初八日，比公元765年的农历十月初八日尚早二天，且依据前文所析，公元757年（至德二年），安史之乱才起，江淮受影响不大；公元776年（大历十一年）张继的地位大为好转（为官已多年），不是流落时日，不大可能写出《枫桥夜泊》、《阊门即事》之类的诗，因此，也可排除在外。

　　公元765年，即永泰元年，农历十月初八日相对应的日子是11月25日。11月25日，在现代能见到红叶，在气温较高的唐朝能否见到红叶呢？这还是一个疑问。

　　不过，我们知道，在《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中，公元1582年以前的阳历，系指儒略历，之后的阳历系指格列高利历（即现在通行的公历），儒略历历年比回归年长11分14秒，从公元325年决定采用儒略历的尼斯会议算起，到公元1582年为止，大约每四百年相差三天多一点。这样，儒略历的765年11月25日实际上相当于格列高利历（即现在通行的公历）的11月28日或29日，这是张继自中进士而后流落南方以来，农历十月初八日最接近于阳历12月的一年了。也就是说，张继在农历十月初八日若能勉强见到红叶的话，也只能是在这一年，即公元765年（永泰元年）的十月初八日。

　　公元765年的置闰恰恰在十月，其闰十月的初八日，实际上比一般年份的十月初八日迟，又比一般年份的十一月初七日早，因此，从月亮的视运动看，这夜月亮交子时的位置是上述历年中最接近地平线的、最符合“月落半夜”的景象，月亮越接近地平线，肉眼望去，就显得越大，地平线上的“大”月，以及借着行将湮没的月光依稀见红的枫叶和江面点点渔火……这种特定环境的特定景象，人在一生中能遇上几次？它必定会给诗人张继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诗人此时不动笔，不抒情，更待何时？

　　结语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拟出这样的结论：张继在唐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农历乙巳年）的闰十月初八日（阳历11月25日——指儒略历）夜泊苏州西郊枫桥下，听寒山寺钟声，作“月落乌啼霜满天”诗。

　　以上这些分析，都是建筑在月落、半夜、江枫、渔火“写实”的基础上的。或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诗缘情而绮靡，抒情小诗，不是着重于‘再现’，而是以‘表现’为主。月不必落，夜不必半，枫不必红，渔火不必多。”此话似是而非，在所有的文艺作品中，“再现”与“表现”都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正如鲁迅提到的“雪花大如席”问题，在燕山，是允许的；在广州，就显得荒唐。以张继的“月落”为例，若在农历十月初七日或十月初九日，一个是月儿早就西沉，一个是月儿高挂，两者与月正西落的景象怎么也联系不起来（由于各种原因，月在中天的运行给人较缓慢的印象，相差一刻或数十分钟，几乎没啥差别，如同“原地踏步”，而月倾西天时，每相距几分钟，就给人落下好大一截的印象，这样明显的现象，敏感的诗人绝不致于搞错。）

　　再以“夜半钟”为例，除了“子时钟”外，我们似乎还没听说过有“亥时钟”，即使有吧，两者相差一个时辰（二个小时）张继也不致搞错，至于后半夜（凌晨）的则更不用说了。寺庙里的钟声固然不如今天的时钟，但唐代的计时已经是相当精确了，且干支纪时法与现在通行的二十四小时纪时制的对照关系也一直是稳定的，未见改动。因此，张继既然是借物抒情，借景抒情，这“景物”只能是客观的，正是这种特定环境中的特定形象，使本诗达到“情景交融”的境地。这，也许是本诗之所以传唱千古而不衰的逻辑根据吧？

　　就全诗而言，月落乌啼，钟声悠扬，红枫寒气，灯火渔家的意境，游子落拓不遇，含愁难眠，忧思交融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这是一篇忧在心中、美在心境的杰作。张继的诗，算不得盛唐之音，显然是属于中唐之声。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指出的：盛唐的时代精神在马上，晚唐的则在闺房，盛唐作品美在世间，晚唐作品美在心境。而本诗介于盛唐、晚唐之间，开始“走进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作者忧国、怀民、思乡、愁己，但表现出的却是对美的意境的追求，在这追求中带着淡淡的哀愁，具有令人痴迷的魅力。这，也许就是本诗之所以传唱千古而不衰的美学根据吧？

　　寒山钟乍动，风景忆当初。本文所述，只是对张继彼时彼景彼情彼诗的初探，不敢藏拙，和盘托出，以求教于专家、同好。

　　1983—1984年拟初稿于长乐春秋室2008年3月九易其稿于忘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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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柯继承：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民间文艺网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