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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刻文化展巡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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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刻文化展巡礼 作者：明晓艳 北京地区作为唐代以前的中国北方重镇和辽金以来的国家都城，其石刻文化遗存分布面积广泛，数量众多，其作品既具强烈的时代特征，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尤其是元、明、清三代的700年间，作为“京师”即皇朝都城的石刻文化遗存，一直被世人所关注，其内涵博大、形制壮伟、制作精美，居于全国同时代的最高水平。北京石刻艺术馆新推出的“北京石刻文化展”共分为三部分：北京石刻文化、北京石刻精品、北京石刻的调查、保护与利用。 一、北京石刻文化 北京石刻文化展，按石刻学的分类法，将展品分为石雕与石刻两大部分，即“北京地区的石雕艺术”和“不朽的史书，文献的宝藏——文字载体石刻”。石雕部分包括：中国传统石雕艺术品、陵墓石雕、建筑石雕、宗教石雕和园林、庭院装饰石雕五个部分。石刻包括：摩崖、碑碣、墓志、刻经、联匾和书法刻石六个部分。共展出石刻文物38件、拓片55张、图片133张。 1北京地区的古代石雕艺术 北京地区的古代石雕艺术品，既融入了我国古代的传统艺术风格，又融入了北方地区民族文化的特点。数千年来，各族人民在开发、建设北京的历史中，创造了大量优秀的石雕艺术品，明清帝王的宫殿、坛庙、陵墓、园囿等处，集中了大批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石雕艺术杰作。 在展览的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了中国古代石雕艺术通常采用的雕刻手法，即线刻、浮雕、圆雕、透雕法。展览还通过唐代《王道墓志》、《郭君墓志》、《阳氏墓志》拓片、明代太监王振画像碑拓本、《九莲菩萨画像碑》拓本、东汉秦君神道柱浮雕、辽《谷积山院读藏经记碑》碑首浮雕、金代帝陵石栏板浮雕图片、元代石羊、石虎等实物为代表的一批石雕艺术品，引导观众认识这些雕刻技法在现实生活中、在艺术品表现力中的作用。如，墓志上的装饰花纹一般为线刻，代表纹饰有卷草纹、云纹、宝相花和十二生肖等。 陵墓石刻在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包括地面的“神道石雕”——石牌坊、石柱和石像生，即象征着帝王生前威仪的仪仗卫队，也包括墓室内建筑装饰石雕。在陵墓前设置石雕，最早起源于西汉，到唐代乾陵起，以迄北宋，石刻的内容、配置方式逐步形成定制，并为明、清两代所承袭。中国古代多层次的信仰结构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产生了特有的丧葬观念、持久的厚葬传统和繁缛的丧葬礼仪，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石雕文化的重要特点。展览以历代帝王陵墓石雕图片为背景，突出介绍北京明代十三陵神道石雕群、清代东陵(顺治帝孝陵)神道石雕群和明清陵墓地宫中石雕艺术品。从这些代表作中，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石雕艺术发展的鲜明特色。 石雕艺术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宗教石雕，包括造像(摩崖造像、单体造像)、经幢、浮雕等。宗教石刻主要保存于寺庙和石窟寺之内，由于寺庙毁损严重，石窟寺是开凿于山崖之上的宗教雕塑遗存的主要代表。《北京石刻文化展》着重展示北京地区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石雕艺术品，并以佛教石雕为重点，展出金代房山白水寺石佛(主佛高560cm)、唐代宋小儿造金刚经碑碑首、金代昌平黑山寨经幢、元代石景山区三盆山十字寺景教石雕、明代凤凰岭石窟造像、明代白云观老君坐像以及房山石经早期刻经地点之一的隋代万佛堂孔水洞摩崖造像等图片。其中房山“万菩萨法会图”长达238米，高24米，由31块长方形汉白玉浮雕组成，造型生动，雕工细腻，是唐代浮雕艺术的佼佼者。 佛教造像在我国最早见于东汉，佛教于西汉末至东晋初年由印度传入中国，早期中国的佛教造像受希腊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并与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相融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世俗化的造型艺术。造像之风，自北朝至唐代中叶为最盛，北京地区年代最早的造像是北朝作品。在展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原地区造像的传统风格中融入了浓厚的地区色彩。如北齐天统五年(公元569年)潘景晖造像，北齐天保十年(公元559潘景晖造像年)文海珍妻周双仁等造像，碑额皆为六条交龙，躯体丰厚，肩宽胸挺，表现出鲜卑人的审美特征。 展出的石雕艺术品还有建筑石雕、园林庭院装饰石雕，这些作品更具浓郁的北京地方生活气息，有皇家园林建筑雕花栏板、水曲流殇，也有百姓人家造型各异的石狮、门墩等。 潘景晖造像 2北京地区的文字石刻 有人说，“文字石刻是仅次于图书的最大的文献资料”。从目前已知的资料看，我国古代在石头上镌刻文字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刻石之风流行于秦汉，盛于后汉。到清代，其种类已繁衍为一个庞大的文字石刻家族。依据文字载体的性质和功用分类，文字石刻大致可分为：摩崖、碑碣、墓志、刻经、经幢、造像、联匾以及石刻法帖等。 (1)摩崖与石刻 近代考古学家马衡先生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描述：“摩崖者，刻与崖壁者也，故曰天然之石。”即在山崖石壁上镌刻文字，称为摩崖。而“石刻”则泛指不具有特定规范形制的文字刻石，如碑、墓志、石经、经幢等。 展品中，东魏武定三年(公元545年)刻石拓片反映的是北京地区摩崖石刻中较早者之一。摩崖位于北京门头沟区色树坟乡河北村西北部，刻文记载了东魏武定三年十月十五日，北朝东魏北部边境城防设施筑城用工的情况，对研究北京地区北朝的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元代“番字牌”摩崖石刻群图片，不仅记述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字，还表明北方少数民族在北京进行的宗教活动。“番字牌”位于密云县城北65公里的番字牌乡，刻文是用梵文、蒙文和藏文镌刻的，其内容为佛教的“六字箴言”。 展览以大量实物、拓片、图片展示了北京地区部分重要摩崖石刻。北京的摩崖石刻，内容多为山区的开发、军事、水利和建设的纪事等，当然，也有不少文人志士抒发豪情之作，如清代范承勋的“尘外赏”摩崖题刻、民国时期溥儒(心畲)所书西峰寺摩崖石刻和民国将领冯玉祥所书《礼运篇》摩崖石刻等。 (2)碑碣 北京地区历史上的碑刻难以数计，由于自然、人为等因素的作用，遗留到今天的，以墓碑、寺庙碑为最多。展览按碑刻内容分为墓碑、帝陵碑、功德碑、学校教育碑、纪功碑、燕京八景、建筑水利、宗教、会馆、长城碑等。这里展出唐《无垢净光宝塔颂》碑拓本图片、明《慕田峪鼎建碑》拓本图片、清《重修全浙会馆记》拓本图片、清《京师潘禺会馆碑记》拓本图片、民国《整容行(理发业)公益会碑》拓本图片和清《创立三晋会馆序》碑等。 (3)墓志 墓志，是冢墓中的文字石刻，有固定的形制和惯用的文体或格式。因墓志记载死者姓名、出生年月日及生平事迹，系之以铭，故又称之为墓志铭。其主要作用是起到标志墓主人身份及家世的作用。 墓志大约产生于秦代至东汉末期，这一时期还没有固定的墓志形式。魏晋南北朝初年，墓志开始正式形成，称为“碑”或“柩铭”，墓志一词尚未使用。直到南北朝时期，墓志的名称才正式出现，形制和文体相对固定，并成为当时墓葬中普遍采用的丧礼用品①。展览选取了部分历代有代表性的墓志，有的是第一次与观众见面。展出唐《王时邕墓志》、辽《韩佚墓志》、明《郑国宾(万历帝郑贵妃家族)墓志》、明《内官监太监张端墓志》、明《御用监太监钱义墓志》拓本、明《郑承恩万历帝郑贵妃之伯父》墓志拓本、明《武定侯郭守乾墓志》和清《纳兰明珠墓志》拓本等。 北京地区从清代以来，尤其是建国后在考古工作中发现的上自西晋，下迄民国的墓志数以千计，为后人研究北京城市的变迁和社会史提供了正史、补史的珍贵佐证。 (4)刻经 刻经，是指把儒、释、道三教的经书、经典全部或部分刻成巨大的碑群或石质“经版”的文化工程。 我国刊刻儒家石经之举始于东汉，其最初的用意，是为朝廷的教学、考试制度提供一套标准的经书版本。隋唐以来，又出现了规模巨大的佛教刻经，如北京著名的《房山石经》，其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和工程之艰辛，都远远超过了儒家石经。产生于清代乾隆年间的《石刻十三经》，则是我国封建王朝时代的最后一部官刻的儒家石经。道教刻经出现于唐中叶，以景龙二年(公元708年)《龙兴观道德经》为最早，虽其数量远不如佛经多，但书丹人多为著名书法家。 北京石刻文化展，展出儒家早期经典石经——东汉《熹平石经》残石拓本图片、唐《开成石经》碑石陈列现状图片和清代乾隆年间《石刻十三经》图片；佛教经典：隋《房山石经》图片、房山区上房山《兜率寺刻经》全景图片、明《四十二章经》拓本图片、明代董其昌书《金刚经》刻石拓本及道教刻经元代赵孟NB047书《道德经》拓本图片等。 文字石刻陈列还包括匾额和书法碑帖，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法帖是北宋时期的《淳化秘阁法帖》(简称《淳化阁帖》、《阁帖》，宋人也称《官法帖》)，北京有清代乾隆时期的宫廷摹刻本。展品有宋刻《淳化阁帖》清乾隆摹本拓片、清乾隆刻《三希堂法帖》拓本图片、晋王NB121《伯远帖》拓本图片、清康熙《懋勤殿法帖》拓片图片、清成亲王刻《诒晋斋法帖》实物等。 二、北京石刻精品 北京石刻精品展，共展出精美石刻文物41件、珍贵拓片34幅。展示了北京地区从汉唐雄风，辽金元三代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到明清帝都风范，以及民国时期文人巨子在北京政治与文化舞台上活动的重要实物遗存。展品内容涉及政治、历史、医学、建筑、教育、艺术、宗教、民俗等方面。 精品展中有被誉为“北京第一古石刻”之称的东汉永元十七年(元兴元年，即公元105年)陵墓石构件——神道柱及墓阙构件，这是现存东汉时期有纪年，而且保存最完整的石刻遗存，也是迄今北京陵墓石刻中年代最早的。它对于研究汉代葬式遗风、民俗、艺术留下了宝贵实物资料。 展览中，一组汉白玉浮雕栏板引人注镌刻行龙牡丹花卉图案。行龙栏板长136cm，宽50cm。栏板为菱形，外侧边框宽10cm，上、左、右三面雕刻缠枝宝相花纹，底边镌刻有回纹图案，衬地上的三组双龙纹，带有浓厚的唐代遗风；中部镌刻行龙与牡丹花浮雕图案，底衬为浅刻宝相花纹。龙形刻画动感强烈，前面的龙回首观望，后面至龙紧紧跟随。龙身腾屈，四爪伸张有力。出土于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 东汉石人 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的夫人卢氏墓志，不仅志文优雅流畅，且造型独特，墓志为卧式碑，在雕有莲花瓣的须弥座上托起一块四周雕有八条龙纹的长方形墓志。墓志通高112cm，志：75×95cm，下承高35cm的须弥座。其用料、雕饰之讲究，在墓志中极为罕见。造型属碑、志合一。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葬。墓志出土于北京海淀区上庄乡皂甲屯清代康熙年间大学士明珠家族茔地。展出的除纳兰卢氏墓志外，还有纳兰性德和揆叙的墓志(露天展区)。 精品展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 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至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间所刻针灸图经残石，共五方。编号为：1～5号。1965～1971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组织发掘，在崇文门东400米处的明代城墙内皮墙基下发现4号残石，其余四方均发现于朝阳门南500米处明代城墙内皮墙基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系由皇家医官院主持，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负责编纂的，这是自汉唐以后到宋天圣时期，古代医学家在针灸腧穴方面反复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总结整理的。当时不仅范铸铜人模型，在其身上刻经穴名称和位置，而且还详述主治和疗法。北宋天圣《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的发现，为中医史和针灸学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石刻文献。 北京石刻精品展中，通州区次渠塔(俗称麦庄塔)出土的明正统年间线刻佛造像与菩萨像刻石五方及线刻朱砂拓片；金代“斋”匾额刻石、“谯楼”匾额拓片和明清时期来华、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过贡献的耶酥会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和郎世宁墓碑拓片等都是第一次对外展出。同时展出的还有东汉石人、唐史思明墓翼兽、唐代小犀牛等精美石雕艺术品。 三、北京石刻的调查、保护与利用 石刻文物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由于它具有不可再生性和补史、正史的作用，它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展览通过115张图片、12张拓片和14件实物，向观众宣传文物保护知识和文物法规，提升观众文物保护意识。 1文物调查 从20世纪60年代迄今，北京市文物部门曾在1957、1962、1983、1995年四次组织过全市范围的文物普查工作，石刻文物保存现状是普查工作中的重要内容。1987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成立后，积极开展了对北京地区石刻文物的全面调查。先后对市属18个区县的石刻进行普查、登录、拍照、捶拓，至今已完成了东城、昌平、顺义、房山等16个区县的调查，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其中拓片近3000张，调查登记表2000余张，石刻档案照片近4000余套，绘出石刻文物分布图12张。 展览以图片图表的形式向观众展示了北京地区石刻文物调查成果。首先是《北京石刻文物分布图》，包括石刻与石雕位置图、石刻的数量与分级；然后是《房山区石刻文物分布》和《东城区石刻文物分布图》。通过调查初步摸清了北京地区石刻文物的存量、保护现状及文物的种类和价值，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对于文物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提供了一手资料。 2五十年来北京地区发现的重要石刻文物 近50年来，北京地区有大量重要石刻被发现，其中有：东汉《秦君阙构件及神道石柱》、西晋《王竣妻华芳墓》、唐《史思明墓翼兽》、宋《天圣针灸腧穴碑》、辽《天宁寺塔顶刻石》、金《睿宗碑》、元代石翁仲、明武定侯家族墓志、清显亲王《石享堂》及民国《四行储蓄会》匾等。展览将部分石刻分类展出，碑刻展品有：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贤劫千佛之碑》拓片、辽《秦王发愿纪事碑》实物、金《杨瀛神道碑》图片、元《高公神道碑》图片和元《福寿兴元观白话碑》拓片等。阙表展品：东汉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柱表测绘图1幅、东汉石阙残构件实物3件及拓片。墓志展品：北齐《傅隆显墓志》拓片、唐《王时邕墓志》拓片、辽《王守谦墓志》拓片、金《鲁国大长公主墓志》实物2件、元《海云和尚墓志》照片1张及拓片1幅、明《李伟墓志》照片1张及拓片1幅、清纳兰家族墓志一组(《纳兰性德墓志》拓片及实物2件、《纳兰卢氏墓志》实物1件、《明珠墓志》照片及拓片、《揆叙墓志》照片及拓片、《揆方墓志》照片及拓片、《揆方夫人墓志》照片及拓片)。 这些重要石刻的发现，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①城市建设基建工程中出土或发现的石刻； ②考古中的出土石刻； ②古建修缮时发现的石刻； ④文物捐赠、移交及主动征集的石刻。 3石刻的保护与利用 调查显示，石刻文物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来自于自然和人为两方面。 文物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采取了积极主动的科学保护措施，避免或减少了自然力对文物的侵害。展览介绍了北京房山云居寺将辽金石经回藏地下，采取恒温、恒湿、充氮，避免自然风化的石刻保护方法；同时展示了一批在石刻上涂有机硅涂料的化学保护的成功范例，如：卢沟桥(局部)、真觉寺金刚宝座式塔(局部)、北京太庙石栏板(部分)等。展览介绍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自建馆以来，征集了千余件石刻文物，拓片几百种。对于那些有条件原地保护石刻文物的单位，给以业务指导，促进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 文物保护中，最大的问题是人为破坏。展览着重展示了建国以来偷盗石刻文物的重案、要案，特别是1998年北京海淀区车耳营乡《北魏太和造像》失而复得一案，通过案例向人们宣传文物保护法。 石刻文物的保护，丰富了历史资料档案，为后人研究北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 四、《北京石刻文物展》的特点 1选题适应社会需求 北京建城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历朝历代在这块土地上建都立业，创造了不朽的人类文明和石刻文化，然而，在北京众多展览中尚未有一部展览系统地从石刻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展示北京地区石刻文化，特别是近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北京地区出土了大量的石刻文物，不仅造型精美，且内容涉及广泛，它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一直被世人所关注，越来越多的公众提出需要了解石刻知识。《北京石刻文化展》为我们研究北京史，为满足公众的需求，提供了学习、研究的场所。 2服务大众，注重普及 石刻群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文化家族，不仅形制多样、历史久远，且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方面，加之石刻文物的背景浓郁而深厚，史书记载的资料又卷帙浩瀚，特别是阅读古文字石刻时，对于古文字、碑别字，还要有一定的古汉语的基础，否则难以诠释。 然而《北京石刻文化展》把内容设计的基点定位在大众普通观众，突出北京地方文化特色。打破以往展览常用的按年代顺序设计的手法，以人为主体，研究石刻文化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生、发展的过程。使人感到该展览贴近生活，直观、易懂。 3突出知识性、科学性、通俗性 《北京石刻文化展》的第一部分《北京石刻文化》，为石刻知识科普展览，系统地向观众介绍石刻学的定义、分类法，用实物和理论的对比学习的方法帮助观众了解石刻知识，了解石刻文化。展览的第三部分《北京石刻的调查、保护与利用》，向观众介绍了文物调查的方法和石刻现状，宣传文物保护法，号召人们为保护人类文明的载体——石刻文物而继续努力。 4为公众提供石刻精品欣赏 当今，人们把博物馆不仅看作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亦视为文化休闲娱乐的场所，希望在博物馆得到更多的、美的艺术享受。展览的第二部分《北京石刻精品》正是满足了这一群体的需要。 五、对《北京石刻文化展》的思考 1展览要为观众提供更多的信息 21世纪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信息化社会。在信息社会中，人们不满足于展览表层的收获，渴望获取更多的信息。因为展览受到时间、空间和地域的影响，如果我们能在有限的空间里，用音像、书籍、文字资料、石刻文化背景演示等方式为观众提供大量的石刻文化信息，起到为观众答疑解惑，甚至“解渴”的作用，会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 2展览水平有待提高 《北京石刻文化展》，弥补了北京地区展览缺项的不足，展示了北京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多种文化共存发展，相互包容、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文化发展体系。但是，就其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而言，能否代表北京地区石刻文化的最高水平，还有待于专家的论证、观众的评价，有待于改进和提高。 当您看完《北京石刻文化展》，漫步在露天石雕展区或碑林中时，你会发现，体积高大、雕刻精美的石刻艺术品比比皆是，如：明石翁仲、清石享堂、清广宁门外石道碑、清普胜寺卧碑等。这些不仅是对室内《北京石刻文化展》的补充，也是对中华民族文明的赞誉，身置其中，使人得到美的享受。 ①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社教部主任) 来源：北京文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