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周氏藏拓整理记 |
|
2001年冬，由我承担的《所藏周氏旧拓目录》汇编、整理工作结束。此次整理，完成了编目和初步注释，初步建立起按时代排序的拓片目录、卡片系统，撰写条目近2000条(不计副本)，共计12万字。在已完成的目录汇编中，有近90%的条目，都附上了有关石刻的前人著录和部分考证。现将有关情况简介于此。 周肇祥，清末举人，近代著名书画家、鉴赏收藏家。曾任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团城国学书院院长。他一生嗜好收藏各种古物，藏品大都来自琉璃厂及冷摊小市。周氏生平著述甚多，对金石学更有较深入的研究，这一点从他遗存的手稿中就可看出，如：《石刻汇目》、《山游访碑目》、《〈燕京石刻〉汇编》、《北魏景明以下墓志汇编》等，及一些散见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和》、《东方杂志》、《艺林月刊》上有关石刻研究方面的文章。周氏收藏的拓片大部分为整纸拓本，(并有一部分为装裱本，未列入此次整理范围)其时代久远，包括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各代碑刻，其中不乏各时期重要的代表作品。如：南北朝时期的造像碑题记(独立为一章)就有近200多件(不计副本)，唐、宋、元三代拓本收藏也较为丰富，精品颇多。其内容广泛，有寺观碑、纪念碑、功德碑、墓碑等。其地域分布广阔，有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江苏、湖南、四川、安徽、江西及广西等地。总之，把周氏藏拓全面地进行整理及识读后，基本上可以粗略地了解中国古代碑刻发展的一些情况。 下面将周氏藏拓中各时期较为重要或地域分布较为集中的碑刻拓本列举如下，并略加分析。 一、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 周氏藏拓中较著名的汉代碑刻拓本有： 西汉五凤刻石，文“五凤二年鲁州四年六月四日成”13字，刻成3行。此石于金代明昌二年，重修曲阜孔庙时在鲁灵光殿基遗址西南太子钓鱼池中发现；五凤刻石是继《居摄二坟坛》出土之后最早之西汉刻石。关于此石历代金石学家多有著录，近年的研究文章还有发表于 《故宫博物院专刊》1995年4期施安昌的“关于五凤二年石函”。周氏藏拓残泐不清，为传世拓本。 穋孝禹刻石：文为“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里穋孝禹”15字，刻成二行，文右行“河平三年八月丁亥”8字，左行“平邑□里穋孝禹”7字。书法遒劲苍古，为古隶代表作，石今藏于山东省博物馆。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有详细考证。 东汉时期是石刻文物大量涌现、各种石刻形制开始正式形成的重要阶段。藏拓中这一时期的拓本有大吉山买地摩崖(又名昆地六人买山地记》，额刻隶书“大吉”二字，东汉建初元年(76年)刻，原石在今浙江绍兴市东南50里跳山。《两汉金石记》、《秦汉碑述》中都有著录。 东汉时期的摩崖石刻很多。著名的有保存至今的褒斜道石刻，位于陕西省汉中市褒城镇石门。反映这一地区的石刻拓本有：东汉永平六年汉中太守钜鹿?君开通褒斜道碑、建和二年故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即《石门颂》等。刻写均为隶书大字，书体雄健浑厚，是汉隶佳作。拓本现存状况较为残破。又如东汉建宁四年，西狭颂碑拓，刻于甘肃成县开井山，记载了汉武都太守李翕为民谋利，开通西狭道的事迹。这些都是重要的摩崖石刻，其拓本亦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这一时期的汉碑藏拓还有位于河北及幽州地区的张子阳碑，文为隶书。王昶《金石萃编》等书未见著录，可惜藏拓残破不堪，字迹不清。据《舆地碑记目》记年代为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造，卷四载：“汉幽州刺史□太守张子阳碑在唐化镇松江五里许乃张子阳墓”。 另，涿郡昭烈皇帝庙碑、左冯翊韩延寿碑、据《春明梦余录》考原碑在宛平县；全椒侯马成墓碑、《京畿金石志》考在今北京平谷县东，此三通碑详细年月均无记载，周肇祥藏《燕京地区石刻汇目》手迹、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直隶卷》及《光绪顺天府志·金石志》都有著录。 位于河北境内的封龙山碑，全称为元氏封龙山之颂。原碑位于河北省元氏县西北王村，立于汉恒帝(刘志)延熹七年(164年)。碑文为隶书16行，行26字；侧有唐咸通中期题名，石虽剥落，文多可读，笔划轻细，遒劲豪放。碑文大致内容首先说明封龙山有兴云布雨之神力，而后说明封龙山得法食以来保百姓五谷丰登“粟斗三钱”的情况。杨守敬《平碑记》云“汉隶气魄之大无逾此”，是研究汉代书法以及封龙山祀典的宝贵资料。周氏藏拓为整纸拓本一幅，剪裱本一册。此外还有河北元氏县境内的《汉三公山碑》、《白石神君碑》等都是著称于世的汉碑瑰宝。三国时期，有鲜为人知的魏黄初元年(220年)受禅表，是曹丕称帝后向天下发布的公告。建康元年(144年)公卿将军上尊号奏，是魏国百官由相国华歆为首上书朝廷请曹丕即帝位的劝进文。此外，还有魏青龙三年(235年)范式碑、九真太守谷朗碑等，皆为隶书之上乘佳品。《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中多有著录。 谷朗碑整纸拓本(整本)三国吴凤凰元年(272) 西晋时期藏拓有晋泰始六年(270年)郛休碑，清道光末年在山东掖县出土。西晋太康十年(289年)齐太公吕望表，在河南汲县。西晋元康六年(296年)晋都昌令乐陵刘遽墓志等；特别是1931年在河南洛阳偃师出土的咸宁四年(278年)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颂，是难得的一件保存完好的晋代大型碑刻，它记录了晋帝到辟雍视察太学，参加礼制活动的经过，书体为八分书，原碑现仍存偃师辟雍遗址。此碑早在30年代出土时就曾轰动一时，研究著述很多，如顾廷龙《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燕京学报》第10期(1931年12月)，余嘉锡《晋辟雍碑考证》《辅仁学报》3卷1期(1932年1月)等，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东晋十六国前秦建元四年(368年)的广武将军碑，碑四面刻，碑阳刻碑文、碑阳及两侧刻部将姓名。隶书17行，行31字。文多剥落，于清光绪年间出土，现存西安碑林。杨震芳《碑帖叙录》云此碑“书体奇态横生，不可名状，极使转之妙，尽笔意之变化。”前秦石刻极少，故为世人所珍视。 南北朝时期的碑拓和摩崖石刻拓本也很多，其中不乏书法精品，也保存了很多重要史料。如藏拓中有现存于曲阜孔庙的正光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鲁郡太守张猛龙碑、河南登封的太安二年(457年)中岳嵩高灵庙碑、陕西澄城太和十二年(488年)七月一日宕昌公晖福寺碑，以及山西临晋东霍林五年(503年)正月二十六日霍阳碑等。这些碑在金石著作中多有收录。佛教石刻 在南北朝时期占有很大比重，尤其是在各种石窟中，一般都附刻有造像题名、题记或造窟碑记等，对于确定石窟时代，考察史实极有用处。如山西大同云岗石窟中的各种造像题记，造窟碑记以辽宁义县万佛堂中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魏元景造石窟碑为代表，石窟题记以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题记最多也最有名。其著名代表作如：北魏杨大眼造像记、景明三年孙秋生造像记、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太和二十二年(498)始平公造像记等。造像碑题记历来为金石学家所重视，并多有著录。《八琼室金石补正》对这些石刻有较详细的录文及考证。周氏藏拓中都存有整纸拓本。 周氏藏拓中这一时期河北地区的碑刻拓本，较为著名的有河北灵寿县幽居寺遗址内的赵郡王高颮修寺碑及高颮修寺颂记碑，两碑同刻于天保八年(557年)前者为二月十五日，后者为四月八日。此碑还被分别俗称为小定国寺碑和大定国寺碑。碑系为纪念赵郡王高颮扩修幽居寺而立。撰书人虽无法考证，但其书法艺术价值很高，碑文内容对研究北齐时期的河北历史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金石录》、《京畿金石考》、《金石汇目分编》等书均有著录。唐邕写经碑，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北响堂石窟刻经洞前，依山壁雕刻而成。刻于北齐后主(高纬)武平三年(572年)五月二十八日，为唐邕书丹。碑文楷书20行，行34字。书法虽为楷书，但兼用隶笔，笔法淳古，气魄浑厚，开唐人刻碑之先路，为含隶意较浓的魏碑体碑，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中有较详细考证。兰陵忠武王高肃碑，全称：“齐故假黄太师太尉出兰陵忠武王碑”，位于邯郸地区磁县刘庄村东兰陵王墓前。碑刻于北齐后主(高纬)武平四年(573年)，碑文漫漶，无法辩认撰书人姓名，碑阳面文字18行，行30字；阴面文字26行，行52字；正面文后段与年月俱刻于阴面。额篆阳文16字。碑阴额篆书“安德王经墓感兴诗”6行，行10字。此碑为河北省现存北朝著名碑刻，系隶意较浓的魏体碑。此外还有位于同一地区(磁县)的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538年)和东魏天平三年(536年)高翻、高盛碑，此二碑同高肃碑一起被称为河北磁州的“三高碑”，杨震芳《碑帖叙录》中有著录。魏赠定州刺史邸珍碑，位于河北曲阳县北岳庙内，碑刻于北齐武平五年(574年)不著撰刻人姓名。碑文隶书30行，行39字。碑额刻楷书“魏故侍中散骑常侍定州刺史司空邸公之碑”，此碑系邸珍后代为其先祖歌功颂德而建，具有较高的书法和史料价值，也是北岳庙中最早的一通石碑。周氏藏拓为整纸拓本，有残。 二、隋、唐时期 隋代是在南北分裂数百年之后统一的王朝，发挥了承上启下、融会贯通的巨大作用。隋统一后，经济、文化都有一定的恢复发展，使得隋代的石刻颇有气势，书写刻作皆尽精巧，留下一些传世珍品。周氏收藏拓本有：刻于开皇六年十二月五日的龙藏寺碑，现存河北正定隆兴寺。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为隋开府长史兼行参军张公礼撰文，碑阴、碑侧各有题名5列，是隋恒州刺史王孝仙奉命劝奖州内百姓一万余人集资兴造龙藏寺后树立。书体既有北朝碑版风格，又与唐初楷书有相似之处，对研究南北朝至隋唐书法字体演变具有重要价值，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是著名的书法珍品。又如山东兰山开皇十三年，诸葛子恒等平陈颂、开皇十六年贺若谊碑等。隋代的造像题名记集中了河南洛阳龙门、河北邯郸响堂山、山东益都云门山、济南千佛山等主要石窟群的拓本。这一时期的佛教石刻出现了一种掩埋在塔基中的舍利塔下铭。如：拓片中收藏的隋仁寿元年(601年)陕西扶风岐州舍利塔下铭、山东益都青州智泉寺舍利塔下铭等拓本，均保存完好。 河北(包括幽州地区)地区碑刻的拓片，如开皇年间河北定县开元寺的豆庐通造像残碑、开皇十一年(591年)马长河造像，据孙贯文先生考证为河北易县潘祖荫藏石，参见孙贯文《北京大学图书馆历代石刻草目汇编·隋代》(《考古学集刊》11期)。开皇十三年(593年)，河东梁泉人□君残碑，现存河北邯郸地区南响堂山上。仁寿三年(603年)东洪村合邑人尼惠全等造像，原碑在河北完县大悲寺。另，隋南宫令宋君敕建僧尼二寺碑记，原碑位于南宫大觉寺内。碑刻于开皇十一年(591年)，是河北隋碑中较早的一通，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但碑文多漫漶，只有一部分字尚可辩识，《京畿金石考》、《畿辅碑目》中多有著录。白马寺颯罗尼经幢，仁寿四年(604年)，据《光绪顺天府志·金石志二》载为八面刻，在今北京南城悯忠寺(即法源寺，碑今已不存)，《京畿金石考》、《畿辅碑目》中多有著录。仁寿元年(601年)四月，“北平县令庐文约修孔子庙碑”，碑额篆书“鲁司寇邹国公孔宣文灵庙碑”，原碑在河北完县文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畿辅碑目》、孙贯文《北大图书馆藏历代石刻草目集·隋代部分》等都有著录。此外，还有开皇三年(583年)二月十五日葬封忠简王楚英墓志，首题：“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冀州刺史开国公忠封公妻太原王夫人墓志铭”出土于河北景县。仁寿元年(61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范阳郡正阳瑾墓志，原碑在河北涿县。《补寰宇访碑录》、《金石汇目分编·直隶卷》、《光绪顺天府志·金石志》中有著录。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代，国力强盛，社会安定，文化发达，成为我国石刻史上最辉煌的一个阶段。唐代存留的石刻数量较多，分布地域也很广泛，大部分省、市甚至中原地区的许多县都有唐代的石刻存留下来，其石刻形制十分丰富，制作手法也很成熟。汉纪信碑整纸拓本(局部)唐武周长安二年陕西关中是唐碑比较集中的地区，其中以昭陵陪葬墓群和西安碑林最为有名，礼泉县昭陵碑刻历来是金石著录的重点，也是收藏家们收藏传拓的对象之一。这一点在周氏的藏拓中有反映。如：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刻，晋州刺史顺义公碑铭，上官仪撰文，褚遂良书，残仅存70余字。为昭陵陪葬墓碑之一，现仍存昭陵。唐永徽元年(650年)刻，芮定公豆庐宽碑，李义府撰文，无书人姓名，楷书，其书法精健，但磨损较甚，为昭陵陪葬墓碑之一。唐永徽二年(651年)刻，中书令马周碑，据宋赵明诚《金石录》载，为许敬宗撰文，殷仲容书。唐龙朔三年(663年)的杜君绰碑，李严撰文，高正臣书，万保存刻字。西安碑林是石刻宝库，其中有大量唐代作品，多为著名珍品。周氏藏拓中有：贞观十四年于孝显碑、龙朔三年道因法师碑、咸亨三年大唐三藏圣教序、开元二十四年大智禅师碑、天宝二年隆阐法师碑、天宝四年石台孝经、建中二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等，都具有很高的历史、宗教、书法、美术等多方面重要价值。这一时期收录的拓本还有大书法家褚遂良、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等人的书迹碑石，如皇甫诞碑(阙年)、天宝十一年多宝塔感应碑、建中元年颜氏家庙碑、郭家庙碑、会昌元年玄秘塔碑等。碑林中的碑石拓片，还有著名的“杜顺和尚行记”，陕西境内还有唐高宗永徽五年的万年宫序铭等。 山西境内也保存有大量唐代碑石，拓片中周氏收藏的有，晋祠贞观二十年晋祠铭、新绛县龙兴寺总章三年的碧落碑等。山东陵县城内颜真卿书迹珍品天宝十三载东方画赞碑尤为可贵。河南境内唐拓片周氏收录亦较多，如鲁山文庙大历七年的元结碑，开元十六年少林寺碑、天宝三载嵩阳纪圣德感应颂，长寿二年偃师令平公之碑，辉县武后长安四年刻百门陂碑、唐大中七年高元裕碑，为柳公权所书。这些碑多为历代金石学家所著录。 河北境内较著名的石碑拓片周氏藏有：正定县城内的李宝臣碑，全称：“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又称风动碑。碑刻于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王佑撰文，王士则书丹并篆额。碑文楷书25行，行55字。书法遒劲潇洒，刻工精美，为张从申、苏灵芝所不及。碑阴行书分3截，上14行，中33行，下15行，为将佐题名。此碑系唐“安史之乱”后，为给唐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歌功颂德而立的功德碑。宋景碑全称：“大唐尚书右丞相赠太尉立贞宋公神道之碑”。因系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撰文并书丹，故又称颜鲁公碑。碑位河北沙河县城，刻于唐大历七年(772年)。碑四面刻，三面为碑文，一面为碑记，两面皆楷书27行，行52字；侧面7行，行50字，一侧10行，行70字。碑阴刻有侧记，均为颜真卿楷书。此碑字体端庄，气势开张，遒劲雄健，饶有古意，是颜真卿晚年书法艺术臻于完善成熟的传世名作之一，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易县的梦真容碑为苏灵芝书。唐大历十三年(778年)河北正定县开元寺三门石柱上解慧寺三门楼赞，李寡撰文、周赢全行书，碑上唐人题名甚多。建中二年(781年)易县的易州刺史张公山亭再葺记，开元十三年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是了解李唐祖先陵寝的重要材料。唐代兴盛一时的道教也吸收了经幢这种形式来刻写道德经文，著名的河北易县龙兴观道德经幢，传为苏灵芝书，是校注《道德经》的重要资料 。 此外，还有今存于北京地区的石刻拓片，如唐天宝元年(742年)刻李秀残碑，为李邕撰文并书。碑文上题迹为“北海书李秀碑旧拓残额一横一圆石础二又半石础一凡五石三百四十七字，嘉庆乙酉夏北平翁方纲乎摹毗陵胡逊校”。此碑今存于东城区府学胡同文丞相祠内。唐至德二年(757年)北京法源寺内的悯忠寺宝塔颂，为张不矜撰文，苏灵芝书。 藏拓中还有不少是南方地区的唐代石刻拓片，主要见于江苏、浙江、湖南、四川等地。著名的碑文藏拓有：四川成都元和四年诸葛武侯祠堂碑，江苏南京上元三年明征君碑、浙江县大和七年阿育王常住田碑、湖南衡阳开元十八年麓山寺碑、祁阳大历六年中兴摩崖、广东高要七星岩唐开元十五年的摩崖碑端州石室记。此外，还有反映壮族地区面貌的万岁通天二年韦敬辨智城碑拓等。 三、宋、元时期 宋代碑刻中有很多是著名书法家的真迹，给地方名胜增色不少。宋代名家米芾、蔡京、蔡襄、黄庭坚、苏轼等人书写上石的碑刻现在仍存于各地，这些碑刻的拓片也集中反映在周氏的藏拓中。如安徽芜湖黄裳撰文，北宋崇宁三年的芜湖县学碑、安徽无为县米芾撰表并书大观元年宋章吉老墓表、湖南祁阳黄庭坚书崇宁年浯溪诗、浙江杭州苏轼撰文并书元丰元年表忠观碑、陕西扶风苏轼书元五年怀子由诗刻、安徽除县醉翁亭中苏轼书元六年醉翁亭记、福建泉州蔡襄书嘉五年的万安桥记，以及治平二年，欧阳修撰文、蔡襄书“昼锦堂记”亦称“百衲碑”等。还有陕西兴平县刻奉敕摹写仿宋徽宗赵佶瘦金体书、蔡京题额，大观二年大观圣作碑。此碑不仅记载了宋代的学校制度，同时也是研究北宋时期学校、科举制度的实物资料，有一定历史价值。 藏拓中，这一时期北方地区较著名的拓片有：陕西临潼张说撰文，杨方平书、治平四年的温泉箴。西安碑林中藏京兆府学新移石经记；绍圣四年刻游师雄墓志铭等，泾阳县元五年的泾阳县重修孔子庙记；扶风法门寺政和八年，圆相观音菩萨瑞家颂。河南安阳司马光撰文，蔡襄书元丰七年的韩魏公祠堂记，山东长清县灵岩寺、曲阜孔庙碑林、陕西户县重阳宫等地的碑拓。 这里还要单独例举一下河北境内的藏拓，研究这一地区的碑石藏拓，对于研究北京周边的历史和北方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和史料价值。如：邢台地区北宋端拱元年(988年)重修邢州龙兴观道德碑记、正定县大佛寺端拱二年(989年)重修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景德四年(1007年)邢州重修东岳天齐王庙碑、城县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重修元圣文宣王庙记、元氏县皇二年(1050年)元氏新建县学记、满城县西抱阳山定慧寺的元丰三年(1080年)重修相公堂记、曲阳县元丰八年(1085年)石邑新建石桥记、邢台崇宁二年(1130年)兴学圣德颂、邢台开元寺内大观四年(1110年)敕赐开元寺圆照塔记、政和八年(1118年)宋政和手诏碑为宋徽宗御书、曲阳县北岳安天王庙记等。这些拓本，在《金石汇目分编·直隶卷》、《京畿金石考》、《畿辅碑目》中多有著录。 元代碑刻具有独特风格的首推元代圣旨碑，它在元代石刻中占较大的比重，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主要树立在寺观中，刻写保护各种宗教等寺观产业和减免僧道赋税差役的圣旨。文字形式上有汉语白话文与蒙古文两大类。在这些圣旨碑中尤以河北元氏县的元代“开化寺圣旨碑”最为重要。此碑刻于延元年(1341年)碑系一通八思巴字蒙文与汉字白话文的合壁碑。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蒙、汉文书法皆佳，为后世金石学家所重视；另是八思巴文所记述的某些资料颇有学术价值。此碑著录见于《畿辅碑目》、《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周氏藏拓中反映这一时期的拓本还有山东邹县孟庙的元至顺二年(1331年)加封孟子邹国亚圣公制碑、同年的蠲免正圣后差发顳付；曲阜县元统二年(1334年)加封颜子父母制碑，山东长清县灵严寺，元世祖中统(1260～1264年)灵严寺皇帝圣旨国师圣旨碑，上截蒙文、下截汉文；河北易县，至顺二年(1331年)易州加封孔子制诏碑和至正十二年(1352年)易州龙兴观宗支恒产记等。这些碑文均将汉文与蒙古八思巴文合刻于一石，对研究八思巴文是珍贵的材料。 在周氏的元代藏拓中，还集中了陕西周至地区的不少拓本，如元定宗元年(1264年)万寿宫记，孟攀鳞撰文，张志敬正书，孔元措篆额；周至地区终南山南宋宝四年(1256年)李守宁碑，何道宁撰文，李道谦正书，骆天骧篆额；中统三年(1262年)杨明真人碑，禹谦撰文，李道谦正书并篆额；中统四年(1264年)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李鼎撰文，朱象先正书，刘道常刻；至元七年(1270年)李尊师道行碑，李道谦撰文，庞志和书丹并篆额；至元九年(1272年)诚明真人道行碑；至元十一年(1274年)筠溪道院碑；至元十二年(1275年)终南山重阳宫金真教祖碑；至元十三年(1276年)重阳祖师仙迹碑；至元十六年(1279年)开涝水记；至元二十年(1283年)马宗师道行碑；至元二十年元真人赵公道行碑；至元三十年(1293年)圆明真人传；元贞元年(1295年)尹吉平碑，亦称：“大元尹宗师碑”；大德七年(1303年)“大宗圣宫建文始殿记”在终南山古楼观；大德十年(1306年)李道谦道行碑；延元七年(1320年)云真人道行碑等。 收藏中元代时期河北境内碑拓有：蓟县盘山元中统四年(1263年)提点大师荣公塔铭，僧圆莹撰文并正书、刘德义刻石。元氏县至元十九年(1282年)的元氏县重修庙学记，李治撰文、男玩复正书，李金篆额。易县岳王庙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的重修北岳庙碑，赵庸撰文、王秉彝正书并篆额。易县至元二十三年宗政书王德成辞世颂。曲阳县郭家庄安庆寺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详公和尚遗行记，僧善明正书并篆额。完县至元三十年(1293年)完州重修孝烈将军庙记，刘庭直撰文并正书。元氏县大德元年(1297年)重修神应王庙记，陈徇礼正书。正定县大德五年(1310年)龙兴寺重修大觉六师殿记，沙门永住撰文、沙门显仁正书并篆额。正定县延五年(1318年)龙兴寺长明灯钱记，僧永恩正书。赞皇县大德十年(1306年)开化寺重修常住佛殿记，贺宗儒撰文、赵淑能书、张赞篆额。满城县至顺三年(1332年)抱阳山祷雨感应记，陈肯堂撰文，张本正书。唐县前至元年间葛洪山塔记题刻8种。易县至正九年(1349年)开元寺三门记，僧雪窩撰文、高执中正书并篆额。正定县至正十四年(1354年)的秦王夫人施长生钱记，王访撰文并正书，周伯琦题额。获鹿县至正十六年(1356年)康节邵先生题淮阴侯庙诗，高健正书并跋。元氏县元统二年(1334年)开化寺重修圣象法堂记，昔里改牙撰文、僧善寿正书。至正十六年(1356年)易县的龙池神庙碑，张瑾撰文并分书等。 此外，还有属于今北京市境内的如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的崇国寺札子，《金石汇目分编·顺天府·京师卷》载原石在北京西城区护国寺内。属于今房山区境内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广公大宗师碑，王?撰文，西云子安书丹，安藏篆额。至元十八年(1281)六聘山天开寺碑，魏必复撰文并正书，沙门居实篆额。至正十年(1350)州儒学藏书记，吴当撰文，贡师泰正书等。这些藏拓在《京畿金石考》、《金石汇目分编》中多有著录。 四、山东、云峰山诸刻石和 河北曲阳北岳庙碑 1.山东、云峰山诸刻石 在周氏的藏拓中，有相当一部分拓片，集中了山东一些地区的石刻碑文，如掖县东南云峰山、大基山和平度县北的天柱山，在这一带的崖壁上，分布有30余处摩崖题刻，均为北魏书法家郑道昭、郑述祖父子的手迹。方若在《校碑随笔》中称云峰山全拓为47种，并以“云峰山石刻”之名统称。这些拓本在周氏的藏拓中就集中了20多种，其中以云峰诸山中著名的《郑文公下碑》的拓本保存的最为完好。郑文公为郑义的称号，故或称《郑义碑》，为郑义之子郑道昭为颂扬其父所作的功德文。该碑刊刻于北魏永平四年(511年)，其书体方整宽博，敦厚圆润，用笔方圆皆备，且文长字整，清晰完好。杨震方先生在《碑帖叙录》中说：“碑字有篆之气势，分隶之雅，草书之情理，经包世臣激尝后，顿时有名”，康有为称北魏圆笔之宗。周氏藏拓为整纸拓本，保存较为完好，拓片长185厘米，宽208厘米。《论经书诗》云峰山摩崖刻之一，也是郑道昭诗刻中最有名者。文楷书20行，前10行21字；后10行7字至20字不等，字径6寸，字体雄浑深厚，尤瘦健绝伦。《观海童诗》为同一时期所作，楷书12行，字径约4寸，因首行题“诗五言，登云峰山，观海童，郑道昭作”，知道是郑道昭书所刻自咏之诗。清叶昌炽认为，以诗题刻于石，此为最早者，《大基山诗刻》又名《置仙坛诗刻》掖县大基山摩崖。碑文楷书13行，行字不等，字径3寸许，为郑道昭所书自咏五言诗刻，笔致雄浑，可与其《论经书诗》相比。 “天柱山刻字”，在平度县天柱山。其代表作有《郑文公上碑》，上碑内容与下碑基本相同，只是字迹略小，石磨减甚，字多难读。平度县天柱山的《东湛石室铭》也是永平四年(511年)摩崖刻，碑文楷书10行，行字不等，字径大3寸，也系郑道昭之作。此外，在天柱山还有郑道昭题字数种，故有“此天柱之山”，“上游天柱山下息云峰”之说，字径5寸或7寸的大楷亦存此山，这些在藏拓中均有整纸拓本。《重登云峰山记》北齐河清三年(564年)刻，在掖县云峰山之东，为郑道昭之子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访其父道昭的遗迹而刻，由郑述祖自撰并隶书。《天柱山铭》北齐天统元年(565年)刻，位于掖县大基山东堪石室中，同为郑述祖自撰自书，隶书20行，行23字，字体方整，有汉魏遗法。《云居馆山门题刻》与“天柱山铭”为同一时期所刻，此刻郑述祖官衔较其他刻石详细，可补史之逸文，其书法整正遒劲，为北齐代表作品。历代金石学家多有著录，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中有录文及较详细考证。周氏藏拓均为整纸拓本，基本完好。 关于云峰山诸刻石是否皆出自郑道昭、郑述祖之笔，学术界一直就有争论，(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谈及的问题)，这方面的讨论研究文章，可见山东石刻艺术馆编辑的《云峰诸山北朝刻石讨论会论文选集》。 2.河北曲阳北岳庙碑 位于河北曲阳县城内西部的北岳庙。原名北岳安天王圣帝庙，简称北岳真君庙，是历代帝王 遥祭北岳恒山之神的场所。北岳为五岳之一。西汉武帝刘彻大兴祭祀五岳之神，天汉三年(98年)武帝于曲阳祭祀北岳庙神，北魏宣武帝年间(500～512年)始建北岳庙。历代沿袭成制，屡经扩建，颇具规模。庙内碑碣林立，现存北魏至明清碑碣共137通，其中不乏书法之精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关于北岳庙中历代的祭祀北岳之神和记录寺庙修缮情况的碑文拓本，在周氏的藏拓中不下十几种拓本。唐代的有：“大唐北岳府君之碑”，碑刻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九年(721年)三月。韦虚心撰文，陈怀志书。行书20行，行47字，额楷书，碑阴碑侧皆唐人题诗及题名。收入清翁方纲《唐碑选》中，系唐行书碑中之杰作。它是北岳庙唐碑中最早，也是较重要的一通。“北岳恒山祠碑”刻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八月。唐中书令张嘉贞撰文并书丹，额篆题“北岳恒山祠碑”6字。碑文行书，22行，行46字。此碑系张嘉贞任定州刺史时，于开元十五年为北岳庙所作的颂文，亦是北岳庙中较高大的唐碑之一。字体结构严谨，潇洒清秀，不仅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而且对研究北岳庙的历史情况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历代金石学家多有著录，《宝刻类编》载：“张嘉贞撰北岳碑并书，开元十五年八月真定”；《金石萃编》载：“北岳恒山祠碑，碑高一丈三尺六寸五分，广六尺六寸五分，二十二行，行四十六字，行书，在曲阳北岳庙。”《寰宇访碑录》、《京畿金石考》、《畿辅通志》等也都有著录。北岳神庙碑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闰十一月。陈州长史郑子春撰文，博陵崔书丹，安喜县尉李逖篆额。碑额篆书“大唐北岳神庙之碑”8字，碑文为八分书(即汉隶)，26行，行51字。碑文具有明显的汉隶风格，遒逸泼磔，神韵浑厚，碑体高大，隶书篇幅宏伟，显得气势不凡，在北岳庙碑刻中堪称壮观之作。关于此碑历代金石学家也多有著录。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全称：“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并序”碑刻于唐天宝七年(748年)，左羽林军兵曹参军直翰林院学士供奉上柱国李荃撰文，吴郡戴千龄书丹并篆额。碑额篆书“大唐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12字。碑文隶书23行，行45字。碑阴记载了贾循的德政记，(关于贾循史书有记载)康杰撰文，亦为戴千龄所书。此碑历来称唐碑之奇伟之作，别有师承，戴千龄笔法淳古，方劲有力。且碑刻于“安史之乱”之前，对于研究唐代历史颇有价值。此碑在《金石萃编》中有著录。 重修北岳安天王庙碑，刻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承奉郎知制诰王禹颰奉敕撰文，黄仲英书丹，葛湍篆额。碑文行书，35行，行68字。额篆书“大宋重修北岳安天王庙之碑”，碑文首行题曰：“大宋重修北岳安天王庙碑铭并序”，碑系奉敕之碑，不仅碑身高大，而且书法潇洒俊拔，碑文内容价值很高，对研究北岳庙的历史有重要的价值。北岳醮告文，刻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为宋真宗御制文，是宋真宗为祭祀北岳安天王而撰写的醮告文。北岳安天元圣帝碑全称：“北岳安天元圣帝碑铭并序”，碑刻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四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陈彭年撰文，翰林侍诏邢守元书丹并篆额。额篆书“北岳安天元圣帝碑”8字。碑文行书32行，行70字。字体潇洒大方，结构匀称美观，具有一定的书法价值。关于此碑历代金石学家亦多有著录。《金石萃编》载：“北岳安天元圣帝碑”，碑高1丈3尺8寸，广4尺4寸，32行，行70字，行书，在曲阳县北岳庙。重修北岳庙记，碑刻于宋仁宗皇二年(1015年)正月十九日。资政殿大学士韩琦撰文并书丹，楷书22行，行46字。朝奉郎钱贻范篆额。有碑阴，作三截书，上11行，中9行，下7行。每行字数10至36字不等。“此碑书体仿颜真卿体而时时露出柳(公权)骨，锋距四出，不可逼视。”见杨振芳《碑帖叙录》载。历代金石学家对此碑亦多有著录。此拓本在周氏藏拓中为整纸拓本，字迹清晰，保存完好。此外还有北岳庙中的北宋绍圣四年的碑文拓本北岳大殿增建引檐记。 北岳庙中的元代碑文拓本有：封加北岳帝号碑，碑刻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二月。嘉议大夫□□书，张志仙篆额。蒙古文部分，撰文和书丹者不清。碑文分上下两截。上截为蒙古文，10行，行14字；下截为汉文，为蒙古文之释文，楷书10行，行14字。碑额篆书“大元封加北岳之诏碑”2行，9字。此碑剥泐严重，因之拓本亦残泐不清。碑系元世祖忽必烈为加封北岳之神而下的诏告。代祀北岳之记，碑刻于元惠宗至元五年(1339年)，揭斯撰文并书丹，尚师简篆额。碑文楷书15行，行34字。额篆书“代祀北岳之记”。此碑《寰宇访碑录》、《金石汇目分编》等均有著录。代祀北岳之记碑，碑刻于元惠宗至元十三年(1353年)，宋绍明撰文，邢恕书丹并篆额。碑文楷书17行，行31字。额楷书题字“代祀北岳之记”，碑文主要内容为元顺帝派遣大臣到北岳庙祭祀活动的原因、规模及目的。祈求北岳之神保佑国家平安，百姓幸福。关于此碑，《寰宇访碑录》、《金石汇目分编》等均有著录。 五、结束语 本文所例举的拓本，仅仅是周氏藏拓的一部分。待条件具备时将进一步补充完善并发表其全部目录汇编。尽管其中一些碑刻的不同拓本也有发表于世的，但我们认为整纸拓本，能够体现出原碑的完整面貌，这正是这批资料的珍贵之处。 赵超在《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中提出：“石刻拓本不仅是保存和介绍石刻铭文、图像的得力工具，也是一种颇具价值的文物，由于中国文化中利用拓本的历史十分久远，所以，能够保存至今的古代拓本大都是文物珍品，唐、宋拓本不必说，就是明清拓本，甚至原石已佚的近代拓本都可以列入国家文物”。这段话概括了拓本的文物价值之所在。 参考书目： 宋欧阳修《集古录》 宋赵明诚《金石录》 清王昶《金石萃编》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 孙星衍《寰宇访碑录》、《京畿金石考》 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 毕沅《山左金石志》、《中州金石记》 王象之《舆地碑记目》 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光绪顺天府志》 樊彬《畿辅碑目》 洪颐煊《平津读碑记》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 杨震芳《碑帖叙录》 袁维春《秦汉碑述》 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 韩锐《〈语石〉校注》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考》 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干部) 来源：北京文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