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游彪博士所著《宋代寺院经济史稿》弥补了宋以后的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中的空白，对于许多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对有关佛教的史料或运用不当，或分析理解多有疏误。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佛教文化了解不够深入，在引用史料时产生了一些误解。

游彪教授撰写的《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简称《史稿》）弥补了宋以后的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中的空白，对于许多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关于该书的成就，吴晓亮《佛国里的世俗生活－－〈宋代寺院经济史稿〉评析》（《光明日报》2003年）和刘秋根、周国平《读游彪博士著〈宋代寺院经济史稿〉》（《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2期）二文中已作了较为充分的评述。

然而，《史稿》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佛教首先是一种文化，研究寺院经济，必然涉及佛教文化。《史稿》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佛教文化了解不够深入，在引用史料时产生了一些误解。笔者不揣浅陋，兹举数例如下：

《史稿》第29页：

有些寺院的住持虽然要廉洁些，但庸庸碌碌，对寺院的发展没有多少贡献可言，如圆通法师曾自我解嘲道：“来时无物去时空，南北东西事一同，六处住持无所补，……”

圆通法师，天衣义怀禅师法嗣，在佛教禅宗史上以教人闭目坐禅而著称。据《释氏稽古略》卷四载：“（圆通法师）至栖贤蒋山长芦，常有千众。至是元丰七年，诏住京城法云寺为第一祖。开堂日，帝遣中使降香，赐磨衲僧衣，传圣旨表朕亲至。皇弟荆王致敬座下。……”
偈，又称偈颂，通常表达的是作者对佛理的感悟，是不大可能用来“自我解嘲”的。佛教强调四大皆空，不执一物。因此，所谓“来时无物去时空”云云，要表现的正是一种“空”性的思想。从圆通法师在长芦寺“常有千众”及皇室给予的名誉及待遇来看，《史稿》说他“庸庸碌碌”，恐怕是主观了一些。

《史稿》第244页：

僧齐遇担任横山寺住持时，“偶一僧失规。责之曰：汝无知，乃畜生耳。已而悔曰：彼虽不肖，骂为畜生，有玷三宝。自是三年对佛悔过”。此僧违反规定，恐怕并非大错，便被斥责为畜生。连宋代高僧晓莹也承认，“唯佛与祖以心传心，其利生接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棒喝拳指，扬眉瞬目。”上层僧侣对下层僧侣动不动就“棒喝拳指”，而此和尚却以“不得已”来为其辩解，足见寺院内部压迫和奴役关系是相当严重的。

关于这一段，笔者谈三点意见。首先，“齐遇”实为“齐玉”之误。齐玉（1071－1127），法号慧觉，北宋净土宗僧人。

其二，“唯佛与祖以心传心……”并非出自晓莹之口。《史稿》注明，这几句出自《罗湖野录》。《罗湖野录》是宋僧晓莹编辑的命世高僧与贤士大夫的言行录。细读此书，便不难发现，所谓晓莹的“承认”，实则出自“赵清献公”（赵抃）致“富郑公”（富弼）的书信：“抃伏思西方圣人教外别传之法，不为中下根机之所设也。上智则顿悟而入，一得永得；愚者则迷而不复，千差万别。唯佛与祖以心传心，其利生摄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棒喝拳指，扬眉瞬目，拈椎竖拂，语言文字，种种方便。……”

其三，所谓棒喝，是禅宗祖师启发开导弟子的特殊方式。禅门认为佛法不可思议，开口即错，唯凭心悟。其宗匠接引学人时，常使用一些特殊手段，如用棒打，或大喝一声，或棒喝并用，以考验或启悟对方。《史稿》将“棒喝”理解为惩罚，并错误地引用齐玉之事作为例证，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棒喝一般仅发生于师徒之间，并非普遍存在于上层僧侣和下层僧侣之间；更非“动不动”，而是临机而发，对为师者有着很高的要求。佛教注重传统意义上的师承，寺院中纯洁的师徒关系也是很常见的。在《罗湖野录》这则材料中，赵抃所言“棒喝”等法为“不得已”，是在“以心传心”之法无效的前提下才施用的，并非想为谁辩解，因为这本属于“种种方便”。况且，这则史料与僧人齐玉毫无关系，因为赵抃去世（1084）时，齐玉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是不太可能任住持之职的。

《史稿》第243～244页：

下层僧侣在寺院中的地位是相当低的，他们时时受到上层僧侣的斥责和威胁，其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法远禅师出家后，“复参叶县省公，与天衣怀同往叶县，住持枯淡严密，诸方畏之。师至，值雪寒，县喝骂驱逐，至将水泼，众僧衣履皆湿，怒而散去，唯师与怀自若，整衣敷具，复坐如故”。此寺住持在下雪天将冷水泼到僧人身上，如此折磨僧人，而大部分僧人只有四散逃去，不敢有任何反抗。

省公，即叶县归省禅师，宋初高僧。所谓“枯淡严密”，说明他过着朴素淡泊的生活，并严格执掌教门。大乘佛教信徒的六种修行手段之一，就是忍辱，即对加诸身心之苦，皆堪忍之，目的是使心安住。泼水一事，显系考验众僧的手段。既然众僧作鸟兽散，而法远与天衣怀泰然自若，显示出他们与众不同的境界。结果“县笑，因而遂留。相依数年，万方挫折。师始终一如。所谓真金烈火，愈锻而愈明。县始以衣法付之”（《补续高僧传》）。浮山法远与天衣义怀后来都成为一代高僧。

《史稿》第243～244页：

（庆诸禅师）“闻湘中有南宗法道，往造大沩，时祐禅师席下万指，诸愿籍名役作，勤劳杵臼间甚久。祐见之簸处曰：檀信物不可抛撒。曰：不敢。祐俯拾一粒。”从这条史料中可以看出，庆诸和尚（属于下层僧侣）是在寺院统治者的监督下劳作的，连簸出一粒米也被主僧发现并加以叱问。
《史稿》注明此则材料出自《禅林僧宝传》卷《潭州石霜禅师》（卷后缺号，原注如此）。《禅林僧宝传》的作者慧洪虽是宋代僧人，然而，这却是一则唐代的史料。

《禅林僧宝传》记载的是唐、宋两代禅僧传记，其第五卷首篇即为《潭州石霜诸禅师》：禅师名庆诸，庐陵新淦陈氏子也。……闻湘中有南宗法道，往造大沩。时祐禅师，席下万指。诸愿籍名役作，勤劳杵臼间甚久。祐见之簸处，曰：“檀信物不可抛撒。”曰：“不敢。”祐俯拾得一粒，曰：“此非抛撒者耶？”诸拟对之。祐曰：“勿轻此一粒，百千粒从此粒生。”曰：“即如是，此粒从何生乎？”祐为大笑。
在中国佛教史上，被称为“潭州石霜禅师”的有二人：石霜庆诸（807－888）和石霜楚圆（986－1039）。庆诸为唐代高僧，曾投师沩山灵祐门下，并领米头（负责舂米）；会昌法难后住于石霜山。楚圆为宋代高僧，景祐年间驻锡石霜山崇胜禅院，世称“石霜楚圆”。宋代的石霜较之唐代的石霜尤为著名。《史稿》引文中明确提到了“祐禅师”，“潭州石霜禅师”便不可能指北宋的楚圆。《史稿》不知为何将“潭州石霜诸禅师”误为“潭州石霜禅师”，一字之差，唐宋遂不明。

此外，《史稿》对这则材料的分析也有不妥之处。佛教倡导简朴、节俭的生活方式，极力反对浪费并成为戒律。如果祐禅师对庆诸和尚簸出米粒的行为视而不见，则有违常理。灵祐没有斥责庆诸，始终是语重心长地教导他，并亲自俯拾起那粒米，真正做到了言教兼身教。况且当庆诸反问“此粒从何生”时，灵祐禅师面对学生的“顶嘴”，非但没生气，反而因学生的智慧而大笑，哪有一点“统治者”的样子？现代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也莫过于此。

关于《史稿》所关注的寺僧的劳作问题，恐怕也要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指出的是，禅宗提倡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以任何形式去体悟禅境，僧众的劳动不但是达到自给自足的手段，也是一种修行的方式。因此，僧侣们参与劳动是普遍现象，并不是所谓“下层僧侣”的专利。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随举两例：一、《百丈清规》的制定者怀海“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曰：‘吾无德，争合劳于人？’既徧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飡”（《五灯会元》）。一代高僧，劳动时身先士卒，甚至以绝食来应对他人的关怀，令人动容。二、沩仰宗初祖灵祐“与仰山摘茶次。沩云：‘终日只闻子声，不见子形。'仰遂撼茶树。沩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体。'仰云：‘和尚只得其体，不得其用。’沩云：‘放子三十棒，摘茶更莫别思量，处处分明是道场’”（《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师徒二人边劳动边参禅，相得益彰。

诚然，佛教寺院内部的负面现象并不罕见。相对而言，恐怕下层僧侣的违法犯戒行为要较为普遍和严重些。僧人著作（尤其是僧传）中记载的高僧，一般都是深通佛理、道德高迈之人。《史稿》要从这些史籍中择取负面的材料，无疑需要慎之又慎。

学术研究，最忌先立知见，然后罗列论据，以求“言之成理”。在探讨佛教寺院内部人物关系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全部用阶级的观点来看待。佛教（尤其是禅宗）内的师徒与世俗的阶级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史籍中与《史稿》论点相反的例证。如牛头宗开山祖师法融，因“徒众乏粮”，亲自“往丹阳缘化。去山八十里，躬负米一石八斗，朝往暮还，供僧三百，二时不阙”（《五灯会元》）。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所以，正确评价寺院内部人物的关系，还历史以真实，既是为了维护古贤的尊严，也是为了维护学术的尊严。

以上仅就《史稿》中对史料分析的主要失误之处作一简要总结。即使如此，作者对散见于各处的繁杂史料进行了仔细梳理甄别，对前人未涉及或浅尝辄止的领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体现出严谨的学风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因此，《史稿》尽管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在佛教史研究的百花园中仍不失为一部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