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佛教和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大受其益。然而，对于中国当代寺院经济，常常局限于片面的道德批评，而忽略了其中的社会意义，未能从佛教作为一种社会实体“走入” 社会的角度。对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向平教授引发出对寺院经济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存在和发展进行了详密的考虑。

不是佛教不能发展经济，而是如何完善对佛教经济的管理。否则，就会出现一些不利于“利合同均”的丛林传统制度。所以，寺院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应当不是所谓的世俗化倾向问题。因为佛教超越体系，往往就是要在世俗与超越的整合之中方能体现它的信仰意义。最重要的问题，我以为，应当是佛教经济的运作机制及其制度设计。

佛教的经济行动逻辑，与其他宗教经济的行动逻辑一样，它们作为非营利免税的宗教组织，从事经济活动目的，无不服务于社会慈善事业。它们对于社会、生活的伦理规约功能，常常制约着佛教系统的经济行动模式。为此，在考察佛教经济活动的时候，如果能够从佛教经济的结果，佛教经济所能提供的社会公益活动来考虑，就能看到佛教经济的社会意涵和社会形式。这是佛教发展的必然内容。

一般的说来，寺院经济大抵上是由寺院之自给性收入、布施性收入、薪金式收入、甚至包括了部分经营性收入集合构成。它们既是广大信徒“广种福田”的结果，同时也是僧尼专事修行的经济保证。这些收入，除了寺院建设和保证僧尼修行之需外，还要以各种形式回流社会，赈灾济荒、捐资助学、从事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等等，使寺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具有社会财富分配的“蓄水池”作用。

因此，在寺院的经济自养、佛教的适应式自我发展，大都与社会－经济的服务经营活动，存在着必然的内在关系。寺院兴办经济实体，开展自养经济活动，理所当然的就是佛教与社会相互适应的基本条件之一。此外，寺院也通过这些经济活动，促进了宗教职业者与不信教公民直接的交往和了解，取得了多方面的社会共识。

依据佛教福利观的分类形式，我们可以梳理出制度性的社会福利观、施舍性的慈悲福利观和功利型的因果福利观等若干形式，并能够在每一种福利观之中寻找到三种相应的佛教行动模式。在与其制度性社会福利观相互适应的层面上，构成一种“政教型佛教经济”；在与其施舍性慈悲福利观彼此适应的形式上，构成的是“弘化型佛教经济”；而在其功利型因果福利观层面之上，佛教僧侣乃至信徒们建构出来的，则是一种“灵验型佛教经济”模式。

正是这样三种类型的经济行动，可说是当代中国佛教经济活动的主要模式。它们左右着中国佛教神圣与世俗的关系处理，它们制约着佛教寺院经济在承担部分社会公益事业的行动特征，同时，它们也在直接影响着无数佛教信徒，在接近佛教、了解佛教，接受它们的功德文化而信仰佛教。

或许，这么些慈善服务的宗教行动方式，在今后佛教经济的发展中，有可能按福利国家的各种社会福利活动中，所隐含的公义(justice)、权利(right)、非个人性(impersonal)与常规性(regular)，建构一种“制度化行善”(institutionalized charity)的经济模式，把佛教对于行善布施和功德福报的强调，作为回向给八方众生的“非对称性交换关系”(asymmetrical reciprocity)。

就佛教经济的逻辑本身而言，当代中国的佛教经济，如何能够超越了佛教领袖的个人认知惯习、同时亦超越了佛教信仰者个人间的神圣崇信行为，把佛教经济活动的公共意义，予以进一步的制度化设计，以形成社会价值整合的连带关系（social solidarity），即如何让寺庙、佛教经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社会经济的一个必要的构成部分，如何使佛教、寺院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一个有机构成，进而把佛教经济与社会福利、佛教伦理与经济伦理之间的壁垒双向打通。这才是目前中国佛教寺院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

倘若是一个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管理制度的寺庙，同时也拥有了能够进行现代社会组织经济管理人才的现代寺庙，那么，人们担心的事情，似乎就不是佛教应当不应当从事社会经济活动，而是如何去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如何在佛教进入社会的机制设计层面下功夫，社会如何为佛教经济之活跃提供应当的公共空间。如果该空间狭小，或难以容纳佛教经济之能量，那么，就会存在一种制约寺院经济活动的制度化隔阂，从而难以建构一种制度型的佛教行善模式，难以建构为一种“概化的权利与义务”(generalized rights and obligations)及其社会共识(social principles)。

殊不知，这才是佛教发展的瓶颈，而非人们斤斤计较的浮在表面的寺院经济现象。对此，不知诸位有识之士，以为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