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朝时期山东民间菩萨信仰的初步认识

　　绣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地区佛教繁盛，虽然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并不能与长安、洛阳、邺城、建康那样的政治中心相比，造像、信仰等方面也处在这些中心的影响辐射圈中，但仍然具有非常明显的地方特色。特别是近年来诸城、青州等地大批佛教造像的不断出土，山东地区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以及山东民众的佛教信仰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从考古、历史、美术及宗教文化等角度考察，深入讨论了山东地区五、六世纪的佛教传播、民间信仰和造像艺术等问题，取得了很大成就。在研究过程中，由于造像内容中菩萨题材的多见而引发的对山东民众崇信菩萨这一现象的关注，也越来越多，本文拟从师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造像、宗教含义、社会历史背景三个方面，谈一下自己对这一现象的初步认识。

　　一、佛教造像所见菩萨崇拜之甚

　　山东地区的北朝佛教造像，就现有发现来看，主要有金铜造像、单体石造像和石窟摩崖造像三类。

　　石窟摩崖造像主要集中在济南地区，即黄石崖、龙洞、长清莲花洞，另在东平、青州也有少量摩崖龛像。这些造像主要限于北魏正光年间及东魏时期，北齐极少。虽风化严重，但仍可见作为胁侍的菩萨服饰考究、特征明显。然极少见单独供奉菩萨的龛像。山东距离政权中心较远，缺乏像中原地区那样大规模开龛造窟的政治动力，另外齐鲁大地历史悠久，汉文化底蕴深厚，佞佛崇佛、启用大量民力物力凿山造佛的精神土壤相对西北地区还显单薄。我们所知道的开凿者多是当地大族或基层官僚，他们代表了来自中央的宗教态度，也是利用佛教教化乡民的推行者。元魏、高齐的统治者们在洛阳、晋阳的石窟工事无疑是他们跟风追捧的目标，政权动荡、荣华难保的现实无奈也使这些权贵主动地向佛教神灵寻求精神归属，故而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开展了造佛运动。

　　金铜造像最主要的发现为1983年9月博兴龙华寺遗址的窖藏发掘，出土有明确为北朝纪年的铜造像30余件。此外，曲阜、泰安、高青、诸城、临沭等地，也有少量发现。时间包括北魏太和年间到北齐末百余年之跨度，其中已不仅仅限于胁侍菩萨，以菩萨为主尊的铜像开始增多，如永安二年（529）孙容造观世音像等。前期菩萨造像服饰并不甚华丽，普泰之后装饰越发复杂，北齐时面相丰腴，衣纹简而更显神韵；菩萨造型的复杂化、突出化说明了当时人们对其越来越重视。金铜造像适应于佛教信徒供奉在家中，因此与大规模石窟造像不同，它也更能代表平民百姓的信仰取向，尤其是在造像题记中，“清信士”、“清信女”等多选择观世音造像“为亡父母，又为所在人间兄弟姐妹寿命延长，常无患痛”刻下发愿文。金铜菩萨像及题记对于考察民众信仰状况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单体石造像的发现更为丰富，除了各地零散出土外，规模比较大的即是诸城体育中心及青州龙兴寺窖藏的发掘。时间大都在北魏正光年间（520-525）之后。单体石雕菩萨像占石质佛教造像总数的比重大大增加。与其它材质的造像相比，体形大、刻画细致的石质佛造像的艺术性更强，菩萨题材的造像面相怡和传神、服饰精美繁缛，特别是近年青州出土的北齐菩萨造像，华美端庄，身姿挺拔，堪称精品。然大批石造像大都发现于寺院遗址，与个体轻巧、出自于民户的金铜佛像无论是雕造规模还是供奉目的都有所不同：寺院选择本地石料雇请工匠大规模精心雕刻佛像，既要符合经纶佛理，又要迎合大众审美，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肃立在寺院的精美佛像，来源于民间而又高于民间，又因为石雕相对金铜表现力及可塑性更强，故单体石像在传达佛法意象、体现艺术风格、引人虔诚膜拜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东魏、北齐石质佛教造像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流行于山东地区，而占相当比重的菩萨造像则彰显了这种优势，在当时社会背景下，顺应了民众的信仰要求。

　　从上述佛教造像的发现情况来看，菩萨造像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从胁侍菩萨到以菩萨为主尊供奉，从服饰衣纹平素到装束打扮繁缛，数量的增多，质量的提高，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北朝晚期山东民间对菩萨的推崇；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仰基础，才会有如此多的菩萨主题造像存留于世。

　　二、以观音为主的菩萨信仰流行于鲁的宗教原因

　　为什么观音菩萨能够担负起如此殊任，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充当救世济人的角色，让人们对这位衣着华丽、珠光满身的偶像信赖有加，这还要从菩萨的本义考虑。

　　菩萨，梵语为Bodhisattva，音译为菩提萨埵、菩提索多、扶萨等，意译作觉有情、大觉有情、道众生，即求道求大觉之人。菩提，即智、觉、道之意，萨埵，为众生、有情之意，通俗地说，菩萨是以智上求佛道、以悲下化众生，将来必能成佛的修行者。在大乘佛教中，菩萨的地位仅次于佛，为候补佛的地位。菩萨信仰是佛教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虽然佛是佛教的中心，是终极真理的体现，信仰的化身，修行者的最高愿望，但由于过于神圣崇高而缺乏亲切感，缺乏与信徒和世俗百姓的直接联系。菩萨的角色正好在这中间充当桥梁，有一种菩萨叫“引路菩萨”，或许它正巧点明了这种作用：它不仅指引信徒在临死之际升入西方净土世界，还一直为芸芸众生指引着脱离六道轮回的途径。菩萨的主要职责，正是协助佛传扬佛法，教化与普度众生。它们以无所不能的神威和忘我牺牲的品质赢得了无数信徒的爱戴。观世音、大势至、思惟等则作为菩萨信仰中的当家门类，自印度至中土的佛经中都不吝笔墨、倍加渲染。

　　从中国古代的菩萨图像流传和有关菩萨的经典来看，北魏中期以前，菩萨大多无具体和明确的规定性，之后则逐渐明确，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等一直是造像的主要内容；作为观世音信仰的基本依据的《法华经》第二十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单独刊行，流传甚广，东晋以来所译的《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华严经·入法界品》，以及关于阿弥陀信仰的《无量寿经》等，都有大量关于观音菩萨的内容，并在中国南北方流行普及。关于观音名称和神威，佛经上有着明确的解释：“若有无量百万千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正是这些经义中对观世音的描述使得正在经受现实苦难的人们虔诚供奉，将观音看成更能扶助终生的救世主。不论信徒处于何种艰难场合，只需念叨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即可得到解脱。菩萨信仰的传播和普及，对菩萨的崇拜在很多时候甚至超过了对佛的崇拜，是适合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状况的，尤其在社会矛盾尖锐的山东地区，以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位代表的菩萨信仰拥有更加广泛的受众。印度佛经中对菩萨的诠释，中国教徒撰写的“伪经”和论著，还有那些充满鼓动性的“灵验”传说，丰富和发展了菩萨信仰。宗教偶像与信众的距离拉近既要依据其本身特性和功能，又离不开专业传教人员的附会以及普通信众的诚心追捧，而名僧名尼辈出、佛寺密集、造像风靡的山东地区正是具备了此三方面条件。

　　三、菩萨信仰流行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气候寒冷，自然灾害严重；政治上也长期处于分裂、动荡的状态中，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东晋、南朝与北方少数民族割据对峙，山东在两者夹缝中难以苟安；在南燕、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频繁交替的统治下，人们经历着民族仇杀、流亡蒙冤、阶级剥削、政治倾轧等等苦难，现实的坎坷和无奈使他们不得不寄希望于虚无世界的“救世主”。期盼观世音菩萨能够“一心称名”就可“即时观其音声”，把自己从苦难中解脱出来。南北朝时期佛教之北统历来重视实践，雕凿、供奉和诵念观世音菩萨就成了向其祈愿的直接努力，以实现“离苦得乐”、“速登正觉”、亡者“往生西方妙乐世界”的美好愿望。

　　十六国及北朝时期占据山东的统治者，以少数民族政权为多，在雄厚、丰富的汉文化面前，这些南下的游牧民族显然有力不从心之感。佛教本是“西戎”来的外教，然慕容氏、拓跋氏等为充实自己的精神内核，驯化乡民，牢固统治，必然大力推行佛教与本地文化抗衡，组织译经、广建伽蓝、褒扬高僧、大兴造像等，都可以看作是统治者自上而下推行教化的具体措施。高齐政权将这一传统继承下来，在短暂的统治期间不遗余力的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与政治中心毗邻的山东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事业的空前发展，离不开皇家的巨大影响。青齐地区的豪门大户如崔氏、耿氏皆与北齐皇廷关系密切，在思想上、行动上能够与中央保持步调一致，这些大族既是中央思想在民间的风向标，又是忠于上且根植于下的政策推行工具。与此同时，较衣着光素简洁的佛像，首戴花冠、项饰缨络的菩萨像更能让人联想到妙乐飞天、缤纷绚丽的净土世界；菩萨经典、有关观音的“灵验”传说也使民众更加靠近含笑和蔼的菩萨。这是也在宗教政令范围内的信仰选择。

　　北朝女性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影响也与菩萨信仰的流行有关。从菩萨造像上看，其有腰有腹，装饰华丽富贵，衣着考究，面目清秀，颇有女像风采。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也甚合良妇品端，已经开始将菩萨作为女性看待在当时不是没有可能的。而山东地区辈出名尼；在统治阶级内部更出现权倾一时的皇后政治力量，如冯太后、灵太后等，她们独特的地位和趋同女性的内在心理，加上活跃在山东的僧尼、优婆夷、女性信教团等力量的宣传和推动，菩萨经、菩萨形象等得以广泛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