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宝库中的闽人遗迹

　　林祖泉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县境整个摩崖造像群(含少量圆雕、塔雕、壁雕)的总称。肇于初唐，兴于晚唐、五代(前、后蜀)，盛于两宋，余绪延及明、清，前后绵联1200多年。多为佛教造像，亦有道教及儒释道三教造像，总数达5万余躯。它“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优秀代表作品，也是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为壮丽辉煌的一页，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人类文化遗产。”①1999年12月1日被联合国科教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北山摩崖造像是大足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县城之北1.5公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由佛湾、观音岩、佛耳岩、营盘坡、北塔坡等五处造像点组成，以佛湾为中心，共约450龛窟，造像近万躯。至今还保存三处八闽先人的遗迹。

　　一、宋代蔡京手书的《赵懿简公神道碑》

　　在北山佛湾第104号龛内，壁正中立一碑，面向西北，碑高3.79米，宽1.36米，厚0.34米。碑顶部正中直书刻两行篆文：“懿简公神道碑”，两旁刻蟠龙花纹装饰。碑文竖刻，楷书，分刻39行，每行51字。碑首第一行题：“宋故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上柱国、天水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二百户，食实封三百户，赠右银青光禄大夫，谥懿简，赵公神道碑。”次行署款为“左朝散郎、试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范祖禹撰。左朝散郎、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府事，蔡京书，并篆额。”末行题：“元祐七年五月癸未朔，二十五日丁未建。”因其字笔力遒劲，意气风发，古人称此碑为“蔡京碑”，游人观者莫不交口赞美。

　　蔡京(1047～1126年)，字元长，福建省仙游县人。宋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曾四度拜相，权倾朝野，一直爬上鲁国公的高位。蔡京的书法，“初类沈传师，久之深得羲之笔意，自成一家。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臣，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②据《铁围山丛谈》云：“鲁公(蔡京)始受笔法于君谟(蔡襄)。既登第，调钱塘尉，东坡适倅钱塘，相与学徐季海。当是时，神庙喜治书，故熙丰士大夫多尚徐会稽也。未几弃去，学沈传师。及元祐末，又厌传师而从欧阳率更。由是字势豪健，痛快沉著。迨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鲁公右者。其后又厌率更而深法二王，晚每叹右军难及，而谓中令去父远矣。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可见蔡京在当时，实以书法擅重名。故宋朝的四大书法家有“苏、黄、米、蔡(京)”之说。

　　赵懿简是何许人也?《宋史》载：赵瞻(1015～1090年)，字大观，谥懿简，陕西省周至人。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累官同知枢密院事。著有《春秋论》、《史记抵牾论》、《唐春秋》等书。但碑言：“元祐五年(1090年)三月丙寅，公死。诸孤奉丧归周至，诏遣使护之。其年九月壬午，葬孟兆社先茔。”至元祐七年五月，始立“神道碑”于瞻的墓地。

　　那么，赵懿简是陕西周至人，他死后葬于故乡，其“神道碑”为何不存于故里，反而存于千里之外的重庆大足呢?对此，前人已有考证。如清朝人张澍《跋赵懿简公神道碑后》云：“懿简公之墓，宜在陕西。不知昌州(大足)何以有《神道碑》。且碑亦未言为昌州，或其子有为昌州守者，乞淳夫文刻于此，亦未可知。考蔡京于元祐六年知永康军，则其碑立于七年五月，宜在此时也。”③

　　著名史学家马衡在《古文孝经校释序》中亦以“赵瞻为陕之周至人。既曰《神道碑》，当树于墓前，瞻墓不应在此。而窟之上下，又无冢墓遗迹。意为范之门生故吏所凿，以志景仰者。”

　　上述二说，各有偏颇。张澍之说，瞻子乞得范氏墓文，不刻之于先人墓道，而刻之于己所官之地，于义无取。马衡之说，范氏著述甚富，其门生故吏，果欲纪念范氏，任取何文，均较取其谀墓之文，更为恰当。由于两人都拘泥于瞻墓应在陕西，不应在此，无墓而有碑，求其故不可得。而且，又偏重于从撰碑人范祖禹一方着想，不从书碑人蔡京方面去考察，所认，真相难以明了。

　　据史料记载：“崇宁元年九月己亥，立党人碑于端礼门。……时元祐、元符末，群贤贬窜死徒者略尽，蔡京犹赤惬意，……籍宰执司马光、文彦博……赵瞻……，曾任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状，谓之奸党，请御书刻石于端礼门。……二年夏四月丁卯，诏毁司马光……赵瞻……十人景灵宫绘像。乙亥，诏毁范祖禹《唐鉴》、及三苏、黄庭坚、秦观文集。”④而在《双桥笔记》中更记载了蔡京兼毁元祐党人字画的轶事：“宋崇宁大观间，蔡京当国，设元祐党籍之禁，苏文忠公文辞字画悉毁之。政和中，建上清宝录，微庙每躬造焉。一夕，道士拜章伏地逾刻乃起，对曰：‘适至帝所，见奎宿奏事，良久方毕，臣始能达上。’帝颇叹异，问：‘奎宿何人，所奏何事?’曰：‘奏事不可得闻，此奎宿者，故端明殿学士苏轼也。’帝为之改容，遂驰其禁。”

　　由此可见，蔡氏失势之后，元祐后辈，亦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扑毁其党人碑，并扑其一切所书之碑。又因蔡京之多行不义，民愤激昂，更群起而如火如荼，以搜扑其未尽之碑，以致京书一时俱灭，几无遗存者。故瞻墓原碑之毁，应与其它京所书碑，同在此时。

　　据明人赵子函《石墨镌华》云：赵子函与瞻是同乡，他曾去周至城南四里瞻的墓地去观察，见瞻的“茔地为耕者侵占殆尽，碑扑而泐，仅有数十字可辨。”但无法考证其是谁的手笔。“观其书法劲健，知书撰必非没没者。惜先达为邑志，不收其文，遂无可考，为之一概。”

　　所以，周至既有原碑，大足之碑当为复刻。原四川文史馆馆员、研究大足石刻专家陈老先生认为，大足北山之碑，是瞻的后人赵范所刻。“赵范为瞻之曾孙辈，复刻同时，在宋孝宗之世。其年党争已息，民愤亦平，范时适在昌州，故出其原拓本与《古文孝经》一并复刻于北山，其用意固在于不忍祖德之堙没，而京书亦得附托以传。”⑤

　　此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如今蔡京手书的碑刻存世稀有，在大足北山的这块“神道碑”是按京书手本直刻的，其书最真，是我国传统的书法艺术珍品。

　　二、明嘉靖年间的林俊像

　　林俊像在北山佛湾第288号窟内。窟的顶部为平顶，窟内水平面成半圆形。窟高2.34米，宽2.06米，深1.55米。窟门之高、宽与窟同。主像为明正德四年(1509年)始任蜀总制的林俊，位于窟正壁中部，面西端坐。林俊面瘦长须，头戴乌纱，身着圆领朝服，足蹬高靴，双手于胸前捧笏。

　　林俊(1452～1527年)，字待用，号见素，福建莆田人，“九牧林”后裔。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云南按察副使、按察使，湖广按察使，南京右佥都御史，江西巡抚。正德四年，巡抚四川，讨刘烈、蓝廷瑞、鄢本恕、廖惠……等倡乱，“御史俞缁走避贼，而佥事吴景战殁。缁惭，欲委罪俊，遂劾俊累报首功，贼终不灭。”⑥俊乞以旧职归田，正德六年十一月，“诏听其致仕。”⑦“士民号哭追送。”⑧

　　在窟左、右壁外侧下部，各开有一长龛，高1.23米，宽0.73米，每龛内坐有一人。左龛内为一长须老者，头戴官帽，朝服玉带，双手捧笏，为明嘉靖时重庆府同知范府。右龛内为一青年，头束发，身着长袍，双手拱于胸前，为林的学子。二像上方，各有一小圆龛，每龛内均有一菩萨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像周及座下环绕祥云。窟顶壁上，浮雕有云朵与天乐，其乐器有筝、笙、鼓、拍板、排箫、羯鼓、琵琶等，各乐器上皆系有彩带。窟右壁上有题记二则，均为楷书竖刻。其一曰：“戊午春初，李季升、李德举来，岩像一新，知主僧之用心也”。其二为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丁亥”时所造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记事碑，现碑已残破。窟外楣上方横刻“大明蜀总制林公之像”九字。此窟原为“千手观音洞”，初建于北宋大观元年，明嘉靖时毁洞内观音像，改建为林俊生祠，以志其德。窟内除林俊及新开二龛内之二坐像外，菩萨、乐器等均为原窟旧刻。

　　三、林俊摩崖诗碑

　　与林俊生祠毗邻的是林俊摩崖诗碑。此碑高2.46米，宽3.55米。碑面朝西，行书直刻，由左至右排列，字径约10厘米。刻有五律二首，诗曰：

　　“石屋忘年纪，霜松记十围。壮容惊变尽，迂叟是真归。扃小一庄足，名逃百念希。山盘开野水，新雨厥芽肥。”

　　“风雨睡曾着，幽堂重乃心。龙归先有洞，鹿触故成林。遗蜕遭逢际，孤庐恍惚临。更阑销短烛，凉泪落衣襟。”

　　这两首诗，主要写林俊归回云庄后的心情，情调悲凉，有年老失落之感。第一首诗写刚才回去的情况：石砌的小屋，不知建成好多年了；傲霜的松树，已经长大到十围了。我壮年的容貌，经过许多事变，惊叹已经完尽；饱经世事的老人，真正回到家了。如今能够得到一个小小庄园，而自感到满足了；庆幸逃避各种名利则心中的杂念自然少了。我在山上游荡，看见盘亘的群山四处流淌着水，春雨汩汩使野菜长得很肥嫩。第二首诗写家居的情况：在风雨的日子里，自己睡得很熟；在幽静的堂屋里，重视自心的客观变化。龙的归去(喻贤士归隐)必先有个洞；树无鹿触(苏东坡诗：新松无鹿触)才能够成林。我放浪形骸，尸解于遭遇际会之中，恍惚自己也临近坟墓了。(“孤庐”，试作坟墓解)夜已深了，我还对着短短的蜡烛，想起往事，悲凉的泪水，湿透我的衣襟。

　　林俊诗后有范府所书跋语，二百二十八字。“右二诗乃太子太保刑部尚书见素林公所作也。正德庚午，被召起用，征讨巨‘贼’，巡抚四川。府时为巴县教谕，幸从幕下，受教最深。越明年，功成身退，蜀人为立生祠。嘉靖中，科道交荐，三聘复起。其清忠大节，天下共知，无容喙者。兹累乞老，荣归云庄，仰慕风采，不可再见。近偶蒙寄赐小像，并云庄之怀，诚如久处密林，忽见长天也。携以公行至大足，闻有奇岩，登摹残刻，乃大宋太史公范祖禹撰《赵懿简公神道碑》，上有遗像犹存。遂捐廪命匠，凿一石洞，以镌公之像。砻一石碑，以刻公之诗，用识蜀人之思，其传不朽云。嘉靖甲申秋八月吉，重庆府同知范府拜书，知大足县事临安唐鳌。”这就是林俊摩崖诗碑的来源及上石的情况。

　　林俊是一代名臣，其事迹每见于志书。但在重庆大足有他的“生祠”及林俊摩崖诗碑，则知之者少，此可补志乘之不足。

　　注释：

　　①新编《大足县志》简本。

　　②《宣和书谱》卷十二。

　　③《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一。

　　④《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九。

　　⑤《大足石刻研究》。

　　⑥⑦⑧《明史·林俊传》卷一百六。

　　《福建史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