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选择——浅析中唐时期祖师禅崛起的原因
　　西汉末年，佛教从印度经中亚西域地区传入中国内地，这是古印度文化在中国文化圈内的移植，但经过长期的选择、改造和重构，它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并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禅作为佛教中衍生出来的一种修习方法，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如来禅则是这个过程中的过渡形态。由于如来禅未能破除印度文化的框架，因此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抵牾，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多次法难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中唐时期，惠能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创立了真正中国化的佛教——祖师禅，在中国佛教史上取得了独树一帜的地位，号称“南宗”。此后，祖师禅流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禅几乎成了惠能一家的专用名词。禅理、禅趣、禅味、禅机，说的都是以惠能为代表的祖师禅。那么，祖师禅何以在中唐之后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呢？笔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选择的结果。　　
　　我们必须认识到，祖师禅对于如来禅而言，是作为一种传承改革而非对立批判的姿态出现的。诚然，它与如来禅有着天壤之别，但所有的这些差别不过是禅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这里我们便来看一下祖师禅与如来禅的迥异之处。
　　从广义的角度看，惠能南宗创立之前的禅法，都是如来禅。如来禅重言说，重学理思辩，在讲禅的时候靠的是分析推理，常以四句偈作为解释佛教义理的主要手段。它以佛境界为最高理想，修行的最高目的就是成就佛果。它所追求的佛是超越众生自心的，是外在的偶像，彼岸的权威；从修行的角度看，如来禅讲究的是调身、调息和调心之术，主张“四禅”、“八定”，这些方法都是需要渐渐深入的，所以称为“功夫”，是一种渐进、渐修的禅；而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如来禅是专心而严谨的，它更强调按一个已规定了的确定的原则去生活，是不可更改的，带有客体化的成分。与如来禅不同，祖师禅更贴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它主张超越语言文字，直指人心，正所谓“不立文字”、“不可言说”，在传禅的时候常常截断语言意路，强调“离四句，绝百非”；祖师禅还是超佛越祖的，以成就具体的、完善的人为最高理想。它所讲的佛，在于众生自心之中；在修行上，祖师禅直接就心的本质入手，“直指人心”、“无修而修”，即不需要通过修行即可“顿悟”成佛；而在生活方式方面，祖师禅是自由逍遥的，是“我应该自己决定怎么做”，因此也就更具有主体性精神。
　　通过上述比照可以看出，祖师禅在诸多方面彻底打破了如来禅的框架束缚，完全从另一个维度树立起了一套全新的修禅体系，而其间处处渗透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也正因为如此，祖师禅才获得了历史和社会的接纳认同，成为禅学的正宗。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在哪些方面与祖师禅产生共鸣呢？这就是笔者要着重阐述的问题。
　　一　祖师禅的儒学化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尤其是它的众生平等，出离家庭和超越当前社会秩序的观念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互相颉颃，形成尖锐的矛盾，佛教伦理道德观念和儒家纲常伦理观念的对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民族心理、民风习俗的最大挑战，两种思想文化的巨大分歧，引发了不断的摩擦和斗争。佛教在其流传过程中，不断的面对矛盾、调整矛盾、解决矛盾。这个过程的基本趋势是：佛教由于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和决定以及儒家传统观念的抵制和左右，从而沿着适应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轨迹演变和发展，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宣传忠孝观念的中国佛教伦理道德学说。它既区别于印度佛教伦理道德，又对中国古代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做了补充。在这一意义上说，祖师禅已真正成为一个儒学化的宗教。
　　所谓祖师禅的儒学化 ，表现为在处理传统文化的关系时，所显现的向儒家文化回归倾向，更多地显示出儒家文化的精神。儒学化的禅法特别表现为佛性论的人性化方面，祖师禅不象一般的佛法那样从佛性论的角度来间接讨论人性论，而是直接就人性本身来论佛性，而心性问题原是儒学所重视的，其成贤成圣的价值观，确定了以性善为主宰的心性理论，在禅宗，心性论的提出也正是为了回应这一传统。可以说，禅宗中第一个全面而深入地展现心性观的，是惠能；第一个系统的心性论体系，是惠能的祖师禅体系。
　　惠能认为，佛不在普通人的心外，佛不是高高在上地俯视众生。所谓佛，就是众生自己，佛性本来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他强调自信，鼓励人们树立信心，要人们确信“自心即佛”，因此也不必向外求索，不必崇拜偶像，不必向“大人物”顶礼膜拜，立足于自心成佛，以一颗平常的心，做一个完善的人。
　　由此可见，惠能祖师禅对主体意识的重视，对人的肯定以及将成佛视为通过个人的修行而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等等，无不渗透着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体现出儒家积极入世和修身养性等思想对它的深刻影响。当然，在佛教中融如儒家的思想，并不是自惠能始，但惠能将儒家心性论和人文主义精神与自己的禅学思想融为一体，这都是它的重要特色之一。
　　另外，惠能的祖师禅也主动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人伦思想相契合。在中国佛教史上，早期和中期的发展都是以出家修行为主。出家人就有出家人的行为规范，有专门的严格的戒律，例如不拜生亲，不拜天子等等。因此从礼教治国的中国传统礼法来看，佛教别出一道的宗教戒律所体现出来的伦理规范在很多方面是与礼教相违的，而佛教为了标榜自身的出世性，也曾一再声明不与礼教相融。所以，如何正确处理在家尽孝和出家修行的矛盾，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涉及到中国佛教向何出去的方向性问题。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惠能提出了居士佛教的方案：“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把中国佛教的发展方针明确化了，这样即保证了佛教自身的发展（使佛教成为平民乐于接受的宗教），又兼顾了社会对佛教的要求（促进了佛教与礼教的融合以及减轻了寺院经济给社会带来的负担），比较圆满地处理了佛法和世法的矛盾。从唐代以后的佛教发展历史来看，居士佛教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也可以说明惠能所指示的方向对中国佛教演进趋势所作预测的准确性。
　　惠能的祖师禅，其实和中国传统的哲学一样，不大注重讨论宇宙论和本体论问题，而是融摄了儒学的精华，把重点放在对人生问题的解决上。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不仅彻底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更表现出了中国佛教的典型性格，起到了觉醒人心，解放思想的作用。
　　二　迎合文人士大夫的价值取向
　　在惠能之前的禅学均以独宿孤峰、端居树下、终朝寂寂、静坐修禅为特点。而这种劝人出世的禅，已渐渐不适应唐代的社会现实，因为此时的文人士大夫较之魏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较少空想地追求涅盘，而往往执着于此生此世的现实人生，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稳定和传统的宗法道德，因此，对于那些既想到佛教里寻求解脱、又不想完全舍弃对现实社会的道德责任的士大夫来说，只有祖师禅才是与他们原来的价值取向最吻合的法门。
　　应该看到，文人们本来也是有思想的，他们本来的思想就象一道筛子，使新来的思想发生了变形，特别是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异常强大的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权力的意识形态在文人的心目中实在是积淀太深太厚，当一种异己的思想进入观念的时候，他总要对这种思想进行选择。尽管中唐各派禅宗大盛，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甚大，但这种直接的影响多在个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上，一旦它们进入文人的理智抉择与社会意识的重建，那道筛子就只容合于《易经》、《论语》的内容通过了。而禅宗本身并没有一种强制性的力量来维护自己世俗信仰者的信仰，只是靠思想与情趣的魅力吸引信仰者的感情。这样，泛化的祖师禅便迎合了文人士大夫的这种文化心理，对庄学和儒学采取一切默认的态度并主动与其融合，形成了一种能为文人接受的禅法。
　　另外，祖师禅的“顿悟”说还表现出对文人固有的传统文化心理的妥协。中国传统文化中处处渗透着实用理性思维，对抽象思辨缺乏兴趣而习惯于直观体认，它的宗教心态也是求简求速的，简是方法的简单化，速是成佛的快捷性。如来禅所提倡的渐修成佛，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成佛的理想较为遥远，不是立即就能实现的。而惠能的“顿悟”说正适合了国人的宗教心理，所以很吸引人，而且祖师禅不象如来禅那样讲求累世修行，追求繁冗的宗教仪式和布施财物，而主张在日常生活中顿悟成佛，即“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将原来岩居穴处、潜心修行的修禅形式，慢慢发展到先识道、后居山，进而衍化为既在红尘浪里，又在孤峰顶上的人间宗教，最后又流于“运水搬柴，无非妙道”的泛化宗教，大大突破了佛教传统的篱笆，深入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成为一种入世而又脱俗的佛教。在著述方面祖师禅也一改如来禅那种庞大博杂的体系，而是抓住理论核心，以语录、短诗的形式直截明快地表达出来。不仅如此，祖师禅还主张不假修持、直指人心，悟前无渐修、悟后亦无渐修、一悟而永恒，这就完全否定了如来禅那套修行的阶梯层次，创立了一个文人士大夫乐于接受的方便法门。因此当祖师禅一创立，一切传统的佛教修习方法，一切繁杂的仪式，都被否定了，禅具有了全新的意义，一股清新的禅风迅速刮遍佛教界，人们看到了解脱的新希望，从此可以摆脱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实现心灵的自由，而这恰恰是与文人士大夫的传统文化心理相呼应的。
　　三　不离俗文化而立禅
　　祖师禅不是一种纯禅，更是一种文化，它有着广泛的文化关怀，它对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或争论，都表达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中国文化，历来是按两个大的方向而发展的，一是精英文化，二是俗文化。虽然两者有着相互的作用，但各自更有着独特的领域。佛教的发展也有这样的两条线索，一是经典佛教，一是民俗佛教。前者可以说是佛教中的精英文化，而后者可以说是俗文化。就惠能的禅法看，他并未只走纯禅的道路，也注意到和俗文化的融合，不离俗文化而立禅。这里的俗文化，并不专指佛教之外的世俗文化，而主要是指在民间流传的，民间说关注的文化类型，属于民俗文化的范围。
　　中国民俗佛教把鱼龙神鬼，天堂地狱和民间信仰结合起来了。其实在印度佛教中，并没有经典佛教和民俗佛教的区分，龙鱼鳖神之类，都是有情众生，和人一样，都是平等的，无所谓雅和俗之分。但在中国佛教中，却有了这样的区分，这也是受精英文化和俗文化两大阵营对立的影响，而在惠能的祖师禅中，这种情形得到了改变，这些“迷信”的东西，也照样为惠能所用。如他在《坛经》中说“烦恼是波浪，毒心是恶龙，尘劳是鱼鳖，虚妄是神鬼”，借此教化信徒弃绝凡念，祖师禅法的入世性或世俗性在这里再次体现出来，这样的禅，既适合于“高雅”的人们，也适合于广大的“俗人”。
　　祖师禅还对下层平民表现出极大的关怀。其实惠能自己就是地位低下的“岭南人”，他去弘忍处求法时指出“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否认了信徒中存在着等级和地域差别，将布衣凡夫拔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他提出的“无修而修”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平民化宗教的修行方法，这与如来禅主张的“渐修”有着根本性差异。渐修需要有闲和有钱，即要有时间从事渐修，也要有一定的生活保障，因此就不适合那些下层平民，而惟有简捷方便才能引发他们的宗教热情，所以，无修的意义在于为广大的平民指出了一条方便法门又不至于被贵族所排挤。而且祖师禅着力于把心外的佛变成心内的佛，从而否定有外在的佛，把佛变成举目常见的平常人，或者说把平常人提高到与佛相等的地位，体现了人与佛仅是迷悟不同、实是平等的思想。在祖师禅看来，众生心、人心，其外在的表现特征就是有染的、被烦恼染污了的，这才是社会中每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里的普通人的真实状况下的心，也就是惠能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着的下人的心，惠能的平民化佛学的特点，也体现在这里。如果说中国思想史上真正出现过人本主义的话，这就是人本主义，以人为本，就是要以这样具体的普通人为本,而这类人，在孔子那里是被成为“小人”的，小人怎能成为本？不同思想家思想境界的真实差别往往就体现在这些地方。祖师禅所关怀的对象，从传统的抽象的人转向具体的人，从“聪明”的人转向“愚蠢”的人，从“高贵”的人转向“低贱”的人，惟其如此，祖师禅才会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支持。
　　综上所述，惠能祖师禅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是印度佛教中国化最突出的成果，因此，它虽然在许多方面与佛陀精神相通，却并不是简单地向原始佛教复归。在祖师禅的禅学理论和禅行实践中，融入了大量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精神，特别是儒家的至善、至诚之性和人本思想成为其重要的理论来源，这就决定了祖师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表现出了许多与传统禅学相异的中国化特色。也正因如此，它才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所选择而传承百代、泽被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