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灵寺石窟是我国著名六大石窟寺之一，它的开凿历史比敦煌还早100年左右。炳灵寺距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永靖县西南35公里，在黄河北岸一处山峰林立，万壑争奇，河湾盘曲的小积石山峡中。寺名是藏语“强巴炳灵”的音译，藏语“强巴”即“弥勒佛”，“炳”是数词“十万”，“灵”是佛之所在，故而炳灵寺共意为“十万弥勒锡居洲”，也即相当于汉语中之“千佛山”、“万佛洞”之意。
　　历史炳灵寺
　　历史上，关于炳灵寺的记述，曾见于北魏人郦道元《水经注》卷二“河水”条，《水经注》中记曰：“河峡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五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从记载中可见，这里风光清丽，千峰竞秀，崖如刀劈，极适宜寺窟寺院的建造。
　　西汉前此地域为羌人聚居地，据考证，北魏前此窟称“唐述窟”。所谓“唐述”，即羌语“鬼窟”之音译。故积石山称为唐述山，河水亦称唐述水，表明它曾是羌族势力统辖的地区，也可见此地在古人眼中是神秘莫测的地方。同时，此地又是"丝绸之路"陇西段的交通要道，它是取道青海到达流沙，中亚西域通往西亚的必经之地。故有"丝绸之路"右南线“临津古渡”之称。西秦乞伏氏曾花费三年功夫在附近黄河上架桥，号称“桥高五十丈”，所以西秦曾选此地为国都。
　　相传，晋代名僧法显当年就是从这里渡黄河赴印度取经，并留有他的题记。西秦氏信佛法，并聘中原和西域著名高僧昙摩毗、玄高等为护国大禅师。昙弘、玄绍诸僧也到过西秦。高僧玄绍就在炳灵寺“蝉蜕而逝”。由此可知，当时的西秦已有“凿仙窟以居禅”的风气。至唐代，唐述山已成为佛教丛林，改称灵岩寺，强胜的吐蕃王朝政权也一度占领此地。到宋代，笃信佛教的吐蕃赞普王朗达玛第五世孙确斯罗于1032年建立了以青唐（今西宁）为中心的确斯罗藏族政权，占有整个河州地区，炳灵寺也随之为其所有，唐之灵岩寺才改称为藏语音译的炳灵寺，方沿用至今。它表明这个地方在宋代还是藏族活动的地方。“炳灵寺”这个名字本身就说明了此石窟寺和藏传佛教乃至与整个藏民族在政治、宗教、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1700年的石窟造像
　　据释道世《法宛珠林》文献记载，炳灵寺石窟的开凿历史可上溯到“晋泰始年”，即公元265年， 距今己有1700多年历史。在炳灵寺众多的洞窟中，历史最为久远的，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是坐西面东的169号窟。1962年在窟中的第6龛发现有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岁在玄枵三月二十四日造”的墨书题记，此外，还在僧人供养像中发现有“大禅师昙摩毗之像”的题记。在第3龛存有“大代延昌四年（公元515年）”的墨书题记等。169窟的题记是迄今为止我国现存石窟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造像题记。比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最早题记还要早整整100多年。169窟题记的发现对研究炳灵寺石窟的建造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对全国其它石窟的断代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后，炳灵寺石窟又历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等各朝代的不断开凿、营建、修耷、扩建，其间包括吐蕃王朝时期、确斯罗藏族政权时期及其后藏传佛教的长期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形成了仅次于敦煌石窟寺的具有藏汉两种风格的著名石窟寺。除开窟规模略逊于克孜尔、敦煌、龙门、麦积山等石窟以外，从其开窟年代的久远 ，珍贵的历史文化保存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水准，均可与上述任何一个石窟媲美。
　　炳灵寺最大的169号窟是一个距地面高60米，洞深19米、宽27米，洞高15米的不规则的天然石洞。洞内四壁及窟顶依石洞的自然起伏装龛凿像或彩绘，此窟现存造像24龛，壁画两堵。这些造像除个别龛内为北魏时期所作外，其余大部份出自西秦工匠之手，由于当地的鲜卑族统治者笃信佛教，致使开窟造像活动十分活跃。这即是炳灵寺石窟开凿的第一个高潮，并一直延续至北朝的北魏时期。
　　而北周至隋代的造像已从北魏细颈细腰、秀骨清像转型演变为形体丰满、挺拔秀美的造型风格。这一时期的造像大多比例匀称，造型丰满，动作舒展，具有纯厚的造型感。隋代的壁画，由于元、明以来密宗画的刷新和重制，保存下来的不多，主要有8窟南北壁的供养菩萨画像，姿态生动，神情各异。
　　唐代和含吐蕃时期，由于佛教的兴盛，造像风潮再次兴起，炳灵寺石窟的开凿进入第二个主要时期。此时开窟造像之风胜过此前任何一个时代，达到了全盛时期。窟龛中的造像组合，多为一佛、二菩萨或四菩萨、二天王，也有的是一佛、二罗汉、二菩萨。造像都强调健康丰腴的美，比较注重形象动态的节奏，身材与体态都趋于理想化的美感，是人体形象自然美感的典型概括，特别是对人物肌肤的表现，微妙地表现出了内在的生命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效果。其中171龛内的弥勒佛大像龛，依山开凿雕刻，主供坐佛高达27米，原为石胎泥塑，虽泥塑部分早已经毁坏，但仍保存着唐代造像面型丰满、面带微笑，端祥和蔼，比例匀称的特征。同时还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如面型较长，动态夸张，起伏处棱角分明，刀法也更显粗犷有力。这样巨大的雕塑，没有高超的艺术技法是很难实现的。
　　藏传佛教入主炳灵寺
　　公元676年，称雄青藏高原及中亚的吐蕃王朝藏族政权在我国西部诸民族中已形成自汉、魏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帝国。吐蕃王朝疆域的不断扩大，藏传佛教文化向东发展影响也广泛深入。公元763年，吐蕃占领陇右这一地区后，此地除有吐蕃军人驻扎外，还有大批吐蕃移民北上东迁，在炳灵寺石窟建造了无数雕像和壁画，并对佛窟进行了重修和重绘，藏传佛教文化开始直接对这些地区产生着影响。尤其是在藏传佛教后宏期的元代萨迦时期，由于元世祖忽必烈尊藏传佛教为国教，得势的萨迦教派僧人入驻炳灵寺，将炳灵寺前代洞窟内的壁画进行了大量的重绘，佛教造像艺术在炳灵寺得到兴盛发展。其后随着元朝的衰落，萨迦派在西藏的地位由噶举派取而代之，从而使噶举派在炳灵寺也有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炳灵寺内地处偏僻深幽的洞沟内开凿的石窟大多是噶举派僧人所建，其风格显得格外幽深神秘。其间也有藏传佛教噶当派僧人入驻炳灵寺宏法传教，开窟造像。
　　从明永乐年间兴起的格鲁派是对炳灵寺影响最大的教派，被永乐皇帝封为“大慈法王”的宗喀巴第四大弟子绛钦却杰代表宗喀巴进京朝觐时，曾两次路过炳灵寺宣讲佛法教义。其后格鲁派在寺院内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的宏法活动，对炳灵寺的寺院建筑、洞窟、壁画等连续两次进行了重修、重绘，在炳灵寺重绘的窟龛中，格鲁派壁画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并且，还重新开建了一些新的洞窟，从而形成了炳灵寺石窟汉藏佛教并存的独特风貌。
　　清顺治2年，炳灵寺还确立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体系，这时寺内佛殿经堂密布，僧舍遍沟，僧人巨增，盛况空前。并形成了上下寺之分，有上一千，下八百僧众之说，隶属于炳灵寺的中小属寺遍及甘、青、内蒙等地共60余座。这一时期石窟寺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教造像雕塑、壁画等艺术珍品都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并有所增加，同时，寺殿内供朝拜的各类铜质佛造像、彩绘泥塑像、木刻雕版造像、壁画、唐卡等藏传佛教艺术也得到长足发展，据传仅唐卡就珍藏有上万件，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拉卜楞寺嘉木祥三世活佛都曾专程来炳灵寺朝拜。
　　包罗万象的石窟题材
　　炳灵寺藏传佛教雕塑和壁画所表现的题材比较广泛，不仅仅局限于佛教密宗题材，大致有：诸佛、菩萨、弟子、天王、护法神及飞天、欢喜佛、罗汉、佛教故事画、高僧大德、经变故事、佛事活动、装饰纹样等等。
　　诸佛类：是炳灵寺石窟中表现最多的一类题材，遍布于藏传佛教壁画涉足的各个洞窟，仅169窟现存的禅定佛像就有近20身、立佛像11身。常见的有释迦牟尼佛，多宝佛、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和弥勒佛等。造型呈比较典型的藏传佛教艺术风格，以佛造像之三十二相为表现特征。16号窟的泥塑睡佛像建成于公元512——515年的北魏延昌时期，身长8．6米，是我国唯一的一尊北魏时期的大型涅像。
　　菩萨类：一般呈站立式，头戴宝冠，着菩萨装。炳灵寺菩萨类造像中表现最多的题材是观世音菩萨，常见的有八臂观世音、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3窟南壁元代的八臂观世音菩萨、西壁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70窟的明代十一面八臂观世音菩萨泥塑像都是这类题材中的代表作。
　　欢喜佛类：此类神祗是炳灵寺藏传佛教壁画中表现最多的一类题材，属于典型的佛教密宗艺术。
　　佛传故事画类：炳灵寺132窟上层描绘有释迦牟尼涅 ，弟子举哀场面的佛传图、3窟西壁上层也有一铺元代所绘佛传故事图。左壁绘有文殊菩萨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佛教故事画，画面人物众多，组合巧妙。
　　经变画类：炳灵寺较少，只有172窟木阁上的木版画涅变，色彩浓艳，刻划生动。
　　说法图：在169窟北壁上部有一幅说法图，在下部左侧还有一幅说法图。此说法图有三大特点：其一，整个画面完全由“圆"构成，体现了佛教美学中以圆为美的审美崇尚。其二是脸型圆硕的艺术处理，与新疆早期石窟中的佛像人物的造型特征完全相同。其三，画法以线描平涂着色，但在眉弓和鼻梁处略施以白色，以加强立体感的表现手法也与新疆早期石窟的画法相似。佛左下方绘有一深目高鼻的胡人跪僧，透露着早期西域风格特征。
　　罗汉类：炳灵寺3窟北壁第3、4层的罗汉造型十分生动传神，借鉴了中原汉地绘画中的技法和背景描绘，但又不失藏传佛教绘画的特色。
　　高僧大德类：藏传佛教各教派高僧大德像在炳灵寺石窟的雕刻和壁画中都有突出表现，如：7号窟内就有噶举派创始人之一的米拉日巴石雕像。格鲁派始祖宗喀巴大师像，及其与弟子甲曹杰、克朱杰的“师徒三尊”的画像在炳灵寺则比比皆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传佛教在炳灵寺的兴盛发展历史。
　　前后八百年的艺术风格
　　著名考古学者宿白先生在1994年5月来炳灵寺考查时曾说过，炳灵寺的历史可分为“前八百年”与“后八百年”。宿白先生所说的“前八百年”主要指北朝和隋唐时期，“后八百年”指唐以后的历史，而这后八百年正是藏传佛教全面影响和入主炳灵寺的时期。从其艺术特色和表现手法也可视前八百年为佛教艺术传入中华大地经初兴至昌盛时期，而后八百年则是藏传佛教艺术和中原汉传佛教艺术完全本土化的时期。因而炳灵寺石窟艺术中的雕刻和壁画也呈现出不同时期的三种风格，即受印度外域影响的早期风格；中期本土化的藏传佛教艺术风格；后期的藏汉艺术融会变通风格。
　　早期印度犍陀罗风格：炳灵寺石窟北魏时期的造像颇多，主尊均为释迦、多宝佛并坐，是其独特之处，形体造型皆具有秀骨清像的特征，简括洗练，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同时，西秦炳灵寺石窟中雕塑佛像的艺术表现技法明显可见受到来自丝路西段阿富汗和吐鲁番佛教艺术影响。炳灵寺石窟艺术中早期虽受印度犍陀罗风格的影响，但又绝非刻板照搬，其中又融铸了中华各民族匠师们的创造。
　　藏传佛教前弘期吐蕃风格：炳灵寺石窟自公元8世纪的吐蕃时期开始至清代，就一直有藏传佛教僧人在那里建寺开窟造像，藏传佛教文化直接对石窟的造像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早期的13号窟中的石雕佛像是典型的吐蕃时期艺术风格造像。说明作为藏传佛教前弘期是吐蕃佛教艺术已在炳灵寺有了传播。而早期的9号窟壁画中的菩萨像头戴花冠，双肩披巾，着皮裙，穿筒马鞋，体态活泼，是以写实手法表现的少女形象，明显体现出吐蕃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特征。
　　藏传佛教后弘期藏汉美术交融风格：炳灵寺石窟艺术不仅继承宏扬了早期佛教初传时期的中国化风格，还为我们保存下了自唐以来藏汉佛教绘画艺术之间相互交流、借鉴和影响的历史画卷。如3窟北壁第一层的千佛和中间主尊的佛陀都是典型的藏传佛教风格绘画，而3层右侧的观世音、罗汉和第4层的童子等形象，则明显可以看出是借鉴了中原汉地传统绘画中的技法和背景描绘手法。这两幅壁画可以说是炳灵寺藏汉民族绘画艺术结合得比较完美的典范。
　　炳灵寺石窟艺术完整地展现出佛教艺术从印度传至西域，从西域传至河西陇右，以至于传至内地等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艺术风貌，以及佛教艺术完成本土化，中原化风格的进程。在这里既能领略到印度古老的犍陀罗和孔雀王城佛教艺术的余韵，又能欣赏到西域化佛教艺术风格的韵味；既能饱眼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化佛教艺术瘦骨清像风格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历程，又能看到上至北周下至隋唐形成演变的宽大薄带、丰腴肥美的艺术形象。从中还能重新审视和肯定从印度传入西藏后与藏地本土自然宗教——苯教融合后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及其艺术对雪域周边地域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在长达近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中所产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炳灵寺石窟辉煌的艺术成就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的盛举，它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抹上了绚丽而浓重的一笔。
　　导游炳灵寺
　　炳灵寺
　　炳灵寺石窟主要分布在大寺沟西崖长200米，高60米的的峭壁悬崖之上，气势宏伟壮观。整个石窟分下寺区、洞沟区和上专区3部分。炳灵寺石窟注重造像，计有窟34个，龛149个，大小石雕造像共694身，石胎泥塑82身，浮雕佛塔近50座，另有一座石雕的方塔，4座泥塑塔，壁画1000多平方米，佛像最高者达27米，小者仅20多厘米，其中西秦（公元385—431年）开凿有2窟1龛，北魏 （公元386—534年）开凿有8窟25龛，北周（公元557年-581年）开凿有2窟，隋朝（公元581年-618年）开凿有2窟，唐代，含吐蕃时期（公元618年—907年）开凿有20窟113龛。可见唐代的作品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整个石窟分上下4层，全长2公里，石窟构造型多为平面方形或长方形，窟顶多为圆拱形穹窿顶，龛楣由矫首反顾的二龙构成，龛楣雕刻朴素无华，龛窝甚浅，此外尚有背屏式龛，龛前置佛像等多种形式。
　　炳灵寺169窟
　　169窟龛内造像以泥塑为主，也有少许石胎泥塑，分别为一佛、二佛、三佛、五佛、十方佛或一佛二菩萨、苦修佛或思维菩萨、维摩洁像、阿育王施土的因缘故事等。洞内正壁（西壁）居中为全窟主尊造像，是一身高4米，足踏莲花的大立佛，具有西域新疆早期石窟造像的样式特征。北壁正中的大立佛的形象，造型概括，手法简练、比例谐调。此窟南壁的大立佛眉目俊秀，衣纹线条简练流畅，衣服下面的肌肤依稀可见。尽管此时期造像雕凿的是作为“胡神”的佛和菩萨，但除去姿态、手印、衣着等固有式样外，大多摒弃了作为艺术原形的犍陀罗佛像的特征，融入了工匠对自己本土的生活感受和审美要求，注入了自身中国信众的情感和理想内涵。石窟中的造像，神情生动，姿态优美，衣着线条流畅，整体技巧显得纯熟精妙，手法洗练细腻。在中国的雕塑、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稍晚的2号、126号、128号、132号、172号窟中的造像等都是我国佛教大兴时期石窟中最早的北魏佛教遗迹，其内的造像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并具有明显的西域化风格特征和中国早期造像的余韵，已完全脱离了早期造像庄重神秘、雄伟挺拔的风格，而以清俊秀美、潇洒飘逸为特色，表现出了佛教造型的优美与技巧的娴熟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