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各国舞蹈的影响

　　在印度，除了佛经里记述佛世时的歌舞盛况之外，佛灭之后，马鸣菩萨所编的佛剧《舍利弗之所说》、戒日王编的《龙王之喜》，乃至山琦遗迹的雕刻、阿姜达石窟的壁画等等，都在在显示佛教徒以歌舞戏剧弘法利生的热忱。

　　中国舞蹈自佛教传来之后，从中吸收了许多精华。我们从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中历代的壁画、雕刻，目睹“飞天”(佛教里飞行空中，以歌舞供佛的天人)千姿百态，飘逸优雅的身形，就可见其端倪。而翻开史书，佛教对中国舞蹈的影响更是让人目不暇给，像在《洛阳伽蓝记》里，记载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寺院在节庆时举行乐舞的盛况：“景明寺在八日节时，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此。”其中百戏指的是由舞蹈、幻术、武术等结合在一起的演出；景兴尼寺则“飞天伎乐，望之云表”；“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竹寥亮，诸妙入神”；“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抃殿庭”。唐代的佛寺除了继承南北朝时代民俗歌舞的活动之外，还举办“庙会”、“戏场”，将各种民间流行的节目均汇集于此，其中《四方菩萨蛮舞》是由唐懿宗为供养三宝而命宫廷伶官李可及创作，由数百名舞伎打扮成菩萨的法相，以优美的舞姿供养三宝，在当时广受大众喜爱。

　　宋金时代，戏曲表演兴盛。所谓“戏曲”，虽说是熔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于一炉的艺术，但仍以歌舞表演故事为主干。在“戏曲”中包罗民间歌舞最多的要属“目连戏”，北宋时，汴梁演出《目连救母》杂剧，要演上七天七夜，明人郑之珍整理改编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里，仍然插入许多佛教舞蹈，像《千手观音舞》、《鱼篮观音舞》等等。

　　元朝时代，帝王崇信佛教，《十六天魔舞》是宫廷里用来赞佛的乐舞，故事是叙述十六位天魔以菩萨的容貌出现，迷惑世人，后来被佛陀降伏。十六个舞伎装扮成菩萨的样子，头戴佛冠，身着天衣，颈佩璎珞，足踏云鞋，一手持法器，一手打手印，双臂翻舞，变化多端，据说看了《十六天魔舞》的人，内心都会受到强大的震撼。此外，元代宫廷里还有队舞，其中有一种“说法队”，表演者有的扮成佛教僧侣，有的扮成佛菩萨，有的扮成八大金刚，佛教气息相当浓厚。

　　中国民族歌舞也与佛教有关，像西汉末年的《天竺乐》(在中国，“乐”包含音乐、舞蹈双重意义)，是随着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南北朝时期的《龟兹乐》，则是前秦苻坚派遣吕光等人打败龟兹，将鸠摩罗什迎回时传入；后来《龟兹乐》与中国古乐融和，发展出《西凉乐》，其中的舞曲有于阗佛舞；隋、唐时期，佛教僧侣西行求法者众，增进了西域及中国之间的来往，西域许多舞蹈等踵继传来中国，像《五方狮子舞》，是缘于《佛说太子瑞应经》中的典故所作，直到现代仍经常在庆典中表演，视为避邪呈祥的象征；而《柘枝舞》到了宋朝还风行不衰，其中一种叫做“屈柘枝”，是由两名女童表演，在出场前，两女藏在莲花里，待莲花全部开放时，即露出舞者纤细的身姿，然后相对而舞，风格雅妙；来自康居国的《胡旋舞》，乐曲明快，身姿矫健，舞步轻盈；唐德宗贞元年间传来的《骠国乐》，舞姿雄健，多演佛教的词曲。这些从西域传来的歌舞，在中原地区带来很大的影响。还有一种《钵头舞》，又称《拨头》或《拔头》，是从南天竺拔豆国传来的一种面具舞，据说可能是中国平剧的初步形式，最起码有两出中国剧——《兰陵王》和《踏摇娘》完全是摹仿此一印度舞

　　剧。

　　此外，初唐时期，李世民破刘武周之后，军中以“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见《旧唐书．音乐志》)所作的《秦王破阵》乐曲，其威势“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同上书)。后来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他为了表示功成作业，不忘根本，特地将这支乐舞带进宫廷，并且亲自设计一个象征战阵的《破阵舞图》，命深谙音律的吕才“以图教乐工一百二十八人被银甲，执戟而舞”(见《新唐书．礼乐志》)，又令魏征等一班文臣“更制歌辞”(同上书)，配入乐舞，于是“秦王破阵”成为长安宫廷中的一部大型乐舞，据说观赏者“见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凛然震悚”(见《旧唐书．音乐志》)，后来东传日本，风行一时；而由擅于歌舞的唐明皇创作的“霓裳羽衣舞”，将优美婉转的婆罗门舞曲、快速胜转的西域舞曲、娇媚柔和的汉族舞蹈熔于一炉，堪称为中国舞蹈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西藏的喇嘛教融和当地风习，有专门用于祭典的舞蹈，俗称“跳鬼”，也用于祈病延寿的仪式，舞者至少有一人，最多可达十六或二十人，他们头戴金刚、天王及各种鬼、兽等面具，有的手摇铃、杵等法器，气氛热烈而神秘，其种类有供养舞、地镇舞(奠基仪式之舞)、拂恶鬼舞等，相传起源于九世纪顷，西藏恶王朗达磨(西元八三六——八四一年)欲灭绝佛教，而大肆毁寺杀僧，时有喇嘛吉祥金刚佯装以妙舞献王，于且舞且行时，渐渐逼近，将之射杀。后世藏胞多作此舞，后来成为喇嘛教的法会仪式，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吉祥金刚大无畏的慈悲精神，一方面是在提醒信众去邪显正是趣向佛道的要途。后来此舞传到蒙古，称为“查玛”或“打鬼舞”，在每年正月期间举行，大家视为保佑平安的象征。

　　每年藏历四月十五日在布达拉宫山后的龙王塘表演的“囊玛”，开始时流行于西藏的上流社会，据说原来没有舞蹈，只是唱咏达赖喇嘛六世的诗偈，直到达赖喇嘛八世由内地回西藏时，才加进歌舞；达赖喇嘛九世之后，一度萧歇：达赖喇嘛十二世时，由于部份藏胞的提倡，“囊玛”又开始在拉萨举行，爱好者每天晚间集合起来，绕着八角街转一圈，最后到大昭寺前围成圈子歌舞。十四世纪时，噶举派僧人汤东结布为筹措架桥资金而应邀百纳家七姐妹组织“宾顿雪巴”歌舞团，是为西藏戏剧的祖师，流传至今，舞蹈在藏剧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其剧本像“诺桑王子”、“云乘王子”、“赤美滚登”、“敬巴钦布”、“索白旺曲”等，都取材于佛经故事，而“文成公主”则显示佛教在汉藏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韩国佛教在李朝时代(西元一三九二——一八九七年)，梵呗相当盛行，佛教舞蹈“僧舞”也随之大为流行。据考，僧舞的起源甚早，至少在高丽时代(西元九三六——一三九一年)即存在。李朝时代最值得瞩目的佛教舞蹈，是世祖时的《莲华台舞》，举行该舞时，先在舞台上布置香山、池塘等，复于周围绘上彩花图样，悬挂灯笼，东西两边安置两对莲花，舞者在其中翩然起舞，其间并吟唱南无阿弥陀佛或观音赞等。此外李朝时代，佛教界更大力推广《施风舞》，然而到一九一○年日本侵占韩国之后，发布的朝鲜总督府寺刹令中，禁止僧侣梵呗、舞蹈等活动。

　　在日本，经印度、西域、中国、韩国传入的舞蹈，常被作为佛教仪式、供养、布教的用具，而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佛教舞蹈。例如：伎乐乃推古朝从百济传入的无言假面乐舞，圣德太子以之为佛教乐舞加以奖励。舞乐是传自中国的雅乐，改作于平安时代。圣武朝，印度婆罗门僧菩提仙那与林邑僧佛哲至日本，传授源于印度的“林邑八乐”，即“菩萨”、“迦陵频”、“陵王”、“安摩与二舞”、“倍胪”、“拔头”、“胡饮酒”、“万秋乐”等，内容皆取材自佛教。此外，“猿乐”(散乐)是源自印度、西域的舞乐，于奈良时代由中国传入。平安时代则有“咒师艺”、“田乐”等，那时佛教行事逐渐艺能化，乃至成为专门的演艺活动。“咒师艺”包括“龙天手”、“毘沙门手”、“鬼手”等。又“咒师艺”、“今样”、“白拍子”等，皆衍生于“猿乐”，久之相互融和产生“能剧”。“能剧”后来与滑稽剧的“狂言”合并，以种种方式探究时间和空间，舞者身着华丽服装，头戴面具，手挥扇子、衣袖，轻缓的舞步突然在空旷的舞台上踏足，一切人物都被抽象地化为简单的象征符号，对于“空”、“寂”的巧妙运用及严肃、笑闹剧情的交替，增加了戏剧效果及思考空间，成为

　　日本独特的舞台艺术。此外，佛教僧侣为教化民众而发展出特殊的布教舞蹈，即一面念佛，一面咏唱和赞，复敲钟击鼓，舞之蹈之，这类布教舞蹈统称为念佛踊、念佛跃、踊念佛、踊跃念佛、欢喜念佛。如天台宗的空也所创的空也念佛(又称叩钵念佛)、时宗开祖一遍(西元一二三九——一二八九年)的踊念佛、唱咏《法华经》的大日踊、盂兰盆会的盆踊等，都是为了救度众生而设计，后来与日本乡土艺术结合，成为今日日本文化极为特殊的一环。